独裁者是怎样上台的:二十世纪三个民主国家的魔鬼交易

2019-8-30 单立人 读过点书

1922 年 10 月 30 日,墨索里尼从米兰搭乘过夜卧铺火车在上午十点五十五分抵达罗马。他是受国王之邀到首都接受义大利总理任命并筹组新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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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小群卫兵陪伴下,墨索里尼先在萨佛亚饭店停留,然后穿上黑西装、黑衬衫与搭配的黑圆顶硬礼帽,得意洋洋地走到国王的奎里纳莱宫。

罗马充斥著骚动的谣言。有几群法西斯党人──许多穿著不成套的制服──在市区街头乱窜。墨索里尼深知这种景象的威力,大步走进国王的大理石地板寝宫问候他,「陛下,请原谅我的穿著。我刚从战场过来的。」

这就是墨索里尼传奇的「向罗马进军」的开端。大批黑衫军越过卢比孔河从义大利自由党国家夺权的形象,变成了法西斯党的经典,在 1920 到 30 年代的国定假日和小孩教科书裡不断重播、散布。

墨索里尼也帮忙吹捧了这个神话。当天进入罗马之前的上一站,他考虑过下车在卫兵簇拥下骑马进城。虽然最后放弃了这个计画,事后他拼命吹捧自己崛起掌权的传奇是,以他自己的措辞,开启法西斯新时代的「革命」与「起义行动」。

其实真相比较庸俗。大多数墨索里尼的黑衫军经常粮食不足又没武装,在他受邀担任总理之后才赶到。全国各地的法西党人很危险,但墨索里尼的夺权阴谋并不是革命。

他利用他政党的三十五票国会席次(全国五百三十五席)、分化现有体制的政客、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与三万名黑衫军的暴力威胁,赢得了怯懦的艾曼纽三世国王注意,以为墨索里尼是崛起的政治新星与弭平骚动的办法。

随著任命墨索里尼之后政治秩序恢复与社会主义退潮,义大利股市高涨。自由党体制派的政客大老,像乔凡尼.乔利蒂(Giovanni Golitti)与安东尼奥.萨兰卓(Antonio Sa l andr a),都不禁讚赏局势的变化。他们把墨索里尼当成有用的盟友。但就像伊索寓言裡的马,义大利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嚼子和马刺」控制了。

这个故事的某些版本在上个世纪的全世界不断重演。一群政治素人,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巴西的杰图里欧.瓦加斯(Getulio Vargas),祕鲁的藤森(Alberto Fujimori)和委内瑞拉的乌戈.查维兹(Hugo Chavez),都以同样的道路掌权:从内部,藉著选举或跟有力政客结盟。

每次,精英人士都相信邀请分享权力能够约束外来者,导致主流政客重获控制权。但他们的计画出错了。野心、恐惧与失算的致命组合一起把他们带向同样宿命的错误:自愿把权力之钥交给成形中的独裁者。

经验丰富的老政客为何会犯这种错?很少有比阿道夫.希特勒在 1933 年 1 月崛起更贴切的说明了。他的暴动能力最早在 1923 年慕尼黑的啤酒馆政变就展现出来──他的忠诚手下带著手枪发动夜间奇袭,控制了几栋政府建筑和巴伐利亚官员集会的一间啤酒馆。构想欠佳的攻击被当局制止,希特勒也坐牢九个月,在狱中写下恶名昭彰的个人宣言《我的奋斗》。

之后,希特勒公开承诺透过选举取得权力。起先,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拿不到多少票。威玛时期政治体制在 1919 年由天主教党、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民主大联盟创立。但从 1930 年起,随著德国经济疲弱,中间偏右政党陷入内斗,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支持度上升。

民选政府在 1930 年 3 月大萧条的痛苦期间崩溃。随著政局瘫痪阻碍了政府施政,虚位总统兼一战英雄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利用国家元首在国会无法产生执政多数党的特殊状况下,有权任命总理的宪法条款。这些非民选总理与总统的目标不只是统治,也要排除左右两端的激进派。

首先,中央党经济学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uning,后来他逃离德国成为哈佛的教授)尝试恢复经济成长,但是失败;他当总理的时间很短。兴登堡总统接著转向贵族法兰兹.冯.巴本(Franz von Papen),然后,日渐灰心消沉中,找上了冯.巴本的好友兼对手,前国防部长库尔特.冯.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但在国会裡没有多数党,僵局仍然持续。领袖们都有充分理由担心下一次选举。

一群敌对的保守派相信「总得拿出办法来」,在 1933 年 1 月底介入谈出了一个对策:该由受欢迎的局外人来担任政府领导。他们鄙视他,但是知道至少他有广大支持者。而且最重要的,他们认为可以控制他。

1933 年 1 月 30 日,计画的首谋之一冯.巴本以保证的语气驳斥让阿道夫.希特勒当上危机重重的德国总理这场赌博的忧虑:「我们引进他是为了我们自己……两个月内,我们会把他边缘化到让他强烈抗议。」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深刻的失算了。

义大利与德国的经验都凸显出经常让专制者掌权的这种「宿命的联盟」。在任何民主国家,政治人物有时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经济危机、民怨沸腾、主流政党选情失利,都可能考验即使最老经验的局内人的判断。

如果有领袖魅力的外人乘机崛起,挑战旧秩序获取支持度,自认控制力很高明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政客会很容易想要收编他。如果局内人抢在对手之前打破团结拥抱叛逆者,就可以利用外人的能量与票源压倒同侪。然后,建制派政客希望可以重新引导叛逆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计画。

这种魔鬼的交易经常演变成对叛徒有利,因为联盟提供局外人足够的威望成为正当的权力竞逐者。在 1920 年代初的义大利,自由党旧秩序在日益增加的罢工与社会动盪中崩溃。传统政党无法组成稳固的国会多数派,让衰老的第五任总理乔凡尼.裘利提急了,他违背顾问的意见提早在 1921 年 5 月举行大选。

为了利用法西斯党的群众魅力,裘利提决定提供墨索里尼的暴发户政党在他的选举团体,国家党、法西斯党与自由党组成的「中产阶级团块」中一个席次。这招失败了──中产阶级团块赢得不到 20%选票,导致裘利提下台。但墨索里尼在选票上的位置给了他的乌合之众崛起所需要的正当性。

这种宿命联盟不只出现在两场大战之间的欧洲。它也能够解释乌戈.查维兹的崛起。委内瑞拉向来自豪是南美最悠久的民主国家,始于 1958 年。从未担任公职的查维兹是个低阶军官与失败的政变领袖,也是政治素人。但他的掌权获得了一位完美局内人的大力协助: 委内瑞拉民主制度创始人之一, 前总统拉斐尔.卡德拉(Rafael Caldera)。

委内瑞拉政坛长期由两大党主宰,中间偏左的民主行动党与卡德拉中间偏右的社会基督党(称作 COPEI)。两党和平地轮替执政了三十几年,到了七○年代,委内瑞拉被视为苦于政变与独裁的南美民主模范生。然而在八○年代,该国仰赖石油的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危机长达十几年,贫穷率几乎倍增。

可想而知,委内瑞拉人民很不满。1989 年 2 月的大规模暴动就暗示体制内政党有麻烦了。三年后,1992 年 2 月,一群低阶军官叛变反对佩雷斯(Carlos Andres Perez)总统。乌戈.查维兹领导的叛军自称「玻利瓦派」,以纪念崇高的独立英雄西蒙.玻利瓦(Simon Bolivar)。政变失败了。

但是被拘捕的查维兹出现在电视实况转播叫支持者放下武器(以后来成为传奇的话术宣称,他们的使命「暂时」失败了),他成为许多委内瑞拉人,尤其穷人眼中的英雄。1992 年 11 月第二次政变失败后,坐牢的查维兹改变路线,想透过选举争取权力。他需要帮手。

虽然前总统卡德拉是受到好评的资深政治家,他的政治生涯在 1992 年已经衰落。四年前,他无法赢得所属政党的总统提名,现在被视为政治化石。但是这位七十六岁的参议员仍梦想著重返总统大位,查维兹崛起给了他一条救命绳。在查维兹第一次政变当晚,前总统在国会紧急联席会议中出面拥抱叛军的主张,宣称:

当人民认为自由与民主无法给他们饭吃,无法防止生活费如天文数字暴增,或明确地终结可怕的贪腐灾难,在全世界眼中,贪腐每天都在啃噬委内瑞拉的制度,很难要求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牺牲自我。

这场惊人演说救活了卡德拉的政治生命。前总统利用查维兹的反体制选民,支持度大增,让他在 1993 年成功选上总统。

卡德拉公然勾搭查维兹不仅拉高了他自己在选举的地位;也给了查维兹新的威信。

查维兹和他的同志们意图摧毁该国三十四年的民主制度。但是前总统没有谴责政变领袖是偏激威胁,却让民众同情他们──随后也有了进入主流政治的机会。

卡德拉也向委内瑞拉的建制派政党发出致命一击,帮查维兹打开了总统府的大门。

他惊人地改变立场,抛弃将近半世纪前自己创立的政党社会基督党,独立参选总统。没错,各政党早就有危机了。但卡德拉脱离与后续的反体制宣传帮忙埋葬了他们。卡德拉 1993 年以反政党独立参选人之姿当选之后,政党体制崩溃,为未来的局外人铺了路。五年后,轮到查维兹了。

但是当初 1993 年,查维兹还有个大问题。他在坐牢等候叛国罪审判。然而到了 1994 年,当上总统的卡德拉撤销对他的所有起诉。卡德拉帮查维兹的最后一步是,确实地替他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查维兹一出狱,马上有个记者问他要去哪裡。「到权力那儿,」他回答。

释放查维兹大受民众支持,卡德拉在竞选时曾经承诺了这件事。如同大多数委内瑞拉精英,他把查维兹看成短暂的风潮──等到下次选举时很可能已经失去民众喜爱的人。

但是卡德拉撤销所有起诉,而不是让查维兹受审再特赦他,提升了他的地位,一夕之间把政变领袖变成可能的总统候选人。1998 年 12 月 6 日,查维兹当选总统,轻鬆击败建制派支持的候选人。就职当天,卸任总统卡德拉不愿意依照传统主持查维兹的就职宣誓。反而闷闷不乐地站在一旁。

虽然各自差别很大,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查维兹遵循的掌权路线有惊人的相似性。

他们不只都是有天赋吸引民众注意的外行人,也都因为建制派政客忽视警讯,不是把权力交给他们(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就是帮他们开门(查维兹)而掌权。

现有领袖抛弃政治责任经常是国家通往专制的第一步。查维兹当选几年后,拉斐尔.卡德拉简单说明他的错误:「没人认为查维兹先生有一丁点机会当上总统。」希特勒当上总理的翌日,一位协助他的知名保守派承认,「我刚做了生平最大的蠢事;我跟世界史上最大的煽动者结盟了。」

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落入这个陷阱。包括比利时、英国、哥斯大黎加与芬兰,有些国家面临煽动者的挑战,但也成功不让他们取得权力。他们是怎麽做的?你很容易以为靠选民的集体智慧才倖存。或许比利时人和哥斯大黎加人就是比德国人和义大利人更懂民主。毕竟,我们喜欢相信政府的命运掌握在公民手中。如果人民维护民主价值,民主就很安全。如果公民愿意接受专制诉求,那麽民主制度迟早会有麻烦。

这个观点错了。它高估了民主──以为「人民」可以随意塑造他们拥有的政府。1920 年代的德国和义大利很难找到多数人支持专制主义的证据。纳粹和法西斯掌权之前,不到 2%人口是党员,这两党在自由公平的选举中距离多数票都差得很远。反而,在这两人受到对自己野心的危险视而不见的政治局内人支持而掌权之前,稳定多数人是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

乌戈.查维兹是多数选民选出来的,但是没什麽证据显示委内瑞拉人寻求强人领导。当时,民意对民主的支持还高过智利──那一直是个稳定的民主国家。根据 1998 年的拉丁指标(Latinobarometro)民调,60%的委内瑞拉人同意「民主永远是最佳的政府型态」这句话,仅有 25%同意「在某些情境下,专制政府可能比民主更受喜爱」。相形之下,在智利仅 53%受访者同意「民主永远是最佳的政府型态。」

潜在煽动者存在于所有民主国家,偶尔,其中一个或一群会引发民众共鸣。但在某些民主国家,政治领袖会注意警讯设法确保专制者留在边缘,远离权力核心。面对极端派或煽动者崛起时,他们会同心协力去孤立与打败他们。虽然民众对极端诉求的回应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政治精英,尤其各政党,是否扮演过滤角色。简单说,政党就是民主的守门员。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民主國家如何死亡:歷史所揭示的我們的未來》:

許多國家的民粹政府和極端勢力抬頭,難道民主國家要滅亡了?看似健康的民主國家又是如何陷入專制的?

作者從政治學與歷史分析美國國內外民主危機:主張民主國家並不是因為一個人的衝動而毀滅,而是在黨派惡鬥的過程中,長期忽略規範慢慢被削弱。

标签: 读书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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