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腰时报:中世纪铁拳会是对抗病毒的有效方法吗

2020-3-2 单立人 假装在学习

Donald G. McNeil Jr.是一名科学记者,专注于报道世界贫困人口中的传染病和疾病。他1976年加入《纽约时报》,报道覆盖60个国家。

翻译:冬梅


对抗流行病有两种方式:中世纪的和现代的。


现代方式是向病原体的威力服软:承认它们是不可阻挡的,并用20世纪的发明来减缓冲击,包括新疫苗、抗生素、医用呼吸机,还有搜寻发烧人群的热像仪。

承袭于黑死病时代的中世纪方式则很残酷:关闭边境,隔离船只,将恐慌的市民封锁在病毒肆虐的城市里。

现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头一次,世界选择了以铁拳,而非乳胶手套来对抗一种可怕的新病毒。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一方法起作用了,而且可能仍有一定用处。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以封锁武汉,因为在中国,领导人可以问自己,“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会怎么做”,然后直接去做。整个官僚机构将随之响应,从上至下直至居委会。有的居委会甚至禁止武汉返回的人回到自己家中,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去睡大街。

白宫罔顾美国近现代史,也选择了走向中世纪,采取诸如禁止最近到过中国的非美国人入境、建议美国人停止前往中国和韩国这样的激进措施。

据医学史学家、《隔离!》(Quarantine!)一书的作者霍华德·马克尔博士(Dr. Howard Markel)说,从1892年起,尽管曾有州市施行过地方隔离,但从未有过全国性的国际入境限制。

1892年,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总统下令,所有从汉堡来的船只20天内禁止靠岸。当时,在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的汉堡,官方隐瞒了霍乱疫情。

这一措施显然见效了。美国曾在1832年、1849年、1870年暴发霍乱,但1892年得以幸免。

很多公共卫生人士认为,关上国家的大门是一种过时的做法,而且在喷气飞机时代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但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一举动是很自然的。他以修墙政纲当选,而且在2014年,当几位美国医务英雄在西非抗击埃博拉被感染后,他主张把他们留在那儿等死。(他们被接回并活下来了。)

同时,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和明显的杀伤力,也让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资深医生有理由感到紧张。它在国家之间的传播速度非常快。而且,尽管数据依然粗略,但一些测算显示,它的致死率有可能接近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因此,他们支持落下闸门,关闭与中国之间的航线。

他们甚至在军事基地设置了隔离点,与威尼斯的隔离岛如出一辙。在威尼斯的总督时代,感染者被送往隔离岛听由命运处置。

这一举措让其他一些公共卫生专家错愕不已。他们认为,旅行禁令带来的恐慌、痛苦和死亡将大于它所能阻止的。人群可能拥堵到医院,大大增高感染率。关闭边境可能导致像胰岛素这样的救命药物供给阻断。工厂和商店关闭则意味着工资损失、经济困顿以及可能的衰退。

另外,隔离还滋生种族歧视和污名化。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反对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即使是在1月30日,世卫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也依然重复了这一观点。

但是现在,他们承认限制措施有所帮助。上周,世卫组织到访中国的专家组组长说,中国“采取了一种最古老的策略,做出了有史以来最具野心、灵活而激进的疾病控制努力”。

根据世卫组织的传染病模型组的总结,旅行限制使病毒在中国以外的传播减缓了两到三周。

在美国,这一延时可能更长。空中交通数据显示,相比于中国至欧洲的航班,中国至美国的航班数量降低更甚。

截止本文成稿,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一起无法追溯至已知感染途径的案例,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会发生像意大利和伊朗那样的大暴发。

公民自由主义者对严厉的措施感到惊恐。但这些措施通常可以拯救生命,尤其是早期就开始实施的话。

最有名的现代案例就是古巴的艾滋疫情。1980年代,古巴和美国都遭到艾滋疫情的严重冲击。在古巴,病毒首先感染了曾在非洲服役的数千名士兵、医生和护士。

卡斯特罗政府的回应(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全面谴责)是强制HIV检测、把每个感染者送入隔离营。隔离营并不是人间炼狱:里面有小屋、花园、剧团演出、医护服务,还有通常比营外的人更充足的食物,更少针对男同性恋者的歧视和恐惧——相比他们在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古巴农村地区所面对的。但没人可以离开,除了短暂的回家探亲。探亲还必须有一位陪同,以确保期间杜绝性行为。

与此同时,美国采取了一种支持合法权益的做法。当时,即使是提供HIV检测,若是在没有单独的专家咨询环节的情况下也是违法的,这种做法吓跑了很多需要检测的人。尽管同志浴室是传播中心,但对于关闭浴室一直存在争执。

到1990年代三联疗法创建以后,古巴的大部分隔离营已经关闭。

但选择残酷或自由,在拯救生命方面呈现出赤裸的差异:古巴的HIV感染率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的六分之一。纽约市和古巴全国的人口大致相当。在艾滋流行的前30年,古巴仅有不到2500人死于艾滋。而在此期间,有7.8万名纽约人(大多是男同性恋)死于艾滋病。

随着病毒的逼近,我们将需要做出严峻的抉择。美国无法把整个世界关在门外。即使停掉所有的空中交通,病毒也可以经由拉美或加拿大越过我们的陆地边境。

幸运的是,中国以身覆雷式的应对方法为我们赢取的时间,将有助于治疗方案或疫苗的发现。病毒威胁将平息下来,而像我这样的记者将因危言耸听而被指责。

美国高级卫生官员现在的说法是,病毒的本土传播“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发生”。但是美国的经历不会与中国相类。

中国从公元前221年就开始了帝制,而美国由反叛开国,推崇个人权利。

美国不会有全国性的封锁措施,也不会有人威胁将任何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习近平的一位下属对瞒报者的警告。

但是地方管控——还有民主特有的政治党派纷争——在危机面前可能带来致命风险,马克尔博士说。

在1918和1919年西班牙流感掠境时,不同的城市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

有的城市反应迅速,如圣路易斯——取消游行和球赛,关闭学校、交通系统和政府办公室,下令病患留在家中——最终死亡人数少于其他城市。

而在像费城和匹兹堡这样的城市,因政治恩怨或者当地企业不希望停摆的压力,最终死亡人数要多得多。

要克服危害全国性统一反应的分歧问题,马克尔博士说:“需要来自最高层的领导——还需要信任。在疫情中,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建构事实’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标签: 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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