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叩头问题与鸦片战争

2020-3-10 单立人 读过点书

18世纪结束时,中华帝国达到极盛。1644年,清朝由起兵中国东北、横扫全国的女真部落建立,其后中国发展成为军事强国。清朝挟满蒙两族的军事实力,辅以汉族的文化和发达的官僚机构,开始向北部和西部扩张领土,在蒙古、西藏和今天的新疆腹地建立了中国的势力范围。当时的中国称雄亚洲,可与地球上的任何帝国抗衡。

然而,清朝的鼎盛点也是它的命运转折点。中国的富庶和辽阔疆土吸引了西方帝国及其贸易公司的目光,而它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秩序的疆界和观念。有史以来,中国首次遭遇不再寻求取代中国朝廷,并称自己承天启命的“蛮夷”。他们提出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观,从而取代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进行自由贸易而不是朝贡,向中国京城派驻外交使团),且首次采用一种不再让中国称其他国家的国君为“夷”,不再要求他国效忠中国皇帝的外交制度。

中国的封建士大夫集团浑然不知,这些外国社会发明了新的产业和科学方法,几百年来第一次,也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领先于中国。借助蒸汽机、铁路、新的工业制造方法以及资本积累,西方的生产力飞速发展。骨子里浸透了征服欲的西方列强踏入传统的中国势力范围,认为中国自称君临欧亚荒诞不经。他们决心把自己的国际交往标准强加给中国,必要时不惜一战。由此爆发的冲突挑战了中国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一个世纪后,即便是在中国振兴后的时代,昔日的创伤仍未愈合。

自17世纪起,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东南沿海一带的欧洲商人日益增多。在中国人眼里,这些欧洲人与帝国边疆地带的夷人无甚区别,也许只有一点除外,即欧洲人尤其缺乏教化。中国官方称这些“西洋蛮夷”为“贡使”或“夷商”,偶尔允许外国人前往北京。倘若他们获准觐见皇帝,则需行叩头礼,即三跪九叩的大礼。

外国使者入境中国的口岸和前往北京的路线均受到严格限制。与中国的通商是季节性的,仅限于广州一地,且管制甚严。每年冬天,外国商人必须起程回国。他们不得进入中国内地,种种规章制度专为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而定。教授外国人中文,或向他们出售中国历史文化书籍均属犯法。与外国商人的交往只能通过当地的特许行商。[2]自由贸易、外国使馆、主权平等(欧洲人此时在几乎世界各地已享受的起码权利)的概念,在中国均闻所未闻。中国只默许对俄国区别对待。俄国迅猛东扩,沙皇的领地已经与清朝在新疆、蒙古和满洲的疆土接壤,构成了对中国莫大的威胁。1715年,清朝允许莫斯科在北京设立一个东正教传教士团,日后,该团实际上成了一个变相的使馆。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是在中国唯一的一个此类外国传教士团。

在清廷的眼里,中国与西欧诸国商人的有限往来反映了朝廷的怀柔。中国人认为,允许外国人与中国通商——尤其是西洋蛮夷嗜好的茶叶、丝绸、漆器和药材——彰显了天子的仁厚。欧洲与中国隔山阻海,绝无依照朝鲜和越南的例子汉化的可能。

最初,欧洲人同意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中扮演朝贡者,欧洲人被称为“蛮夷”,他们从事的贸易被称为“进贡”。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国力愈强,信念愈坚,这种局面再也无法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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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读书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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