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湾电子版

2020-11-13 单立人 读过点书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乃是二十世纪大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政治哲学的代表作。首次出版于一九四五年,随即在西方学界引起轰动。这部作品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力斥极权主义与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自由民主与理性思想。虽然书中对柏拉图、黑格尔的诠释与抨击,引发了诸多争议,但仍无损其地位,深刻影响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思想。

波普尔的思想不只震动西方学界,也飘洋过海影响了一九五〇年代的台湾知识份子。如戒严时期的自由主义代表殷海光先生,便深受波普尔思想的感召,而波普尔大声疾呼的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开放社会等思想,也成为当时知识份子对抗专制政权的重要武器与精神支持。直到一九八四年,这本巨著终于由庄文瑞、李英明翻译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可惜随年深月久,逐渐从台湾市面绝迹。

在西方,《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经历数次修订增补,影响力始终不衰。二〇一三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以一卷本的形式将其重新出版,并加上了新的导读与宫布利希教授的回忆文字。二〇一五年,美国现代图书公司(Modern Library)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选为二十世纪的百大非文学类作品(100 best non-fiction)之一。漫长的七十年过去了,波普尔所抨击的极权政体并未消失,民主、自由与理性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与威胁。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回望这些理想的原初起点,而这也正是经典必须持续存在的原因。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分别为「柏拉图的符咒」及「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其馀波」。在书中,波普批判了三位西方传统中的思想巨人──柏拉图、黑格尔与马克思。波普认为他们的思想构成了当代极权主义的起源,也是20世纪种种暴行的基础;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定论主义,更否定了人们改变与做出选择的可能性。


新加入的部分:


關於《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出版緣起的個人回憶

宮布利希(E. H. Gombrich)
.本文收錄於:Popper’s Open Society After Fifty Years: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Karl Popper, edited by Ian Jarvie and Sandra Pralong, Routledge, 1999


波普上下兩冊的作品《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於五十年前出版。這樁盛事經歷了很長一段準備和不確定的時間,那不是沒有道理的。其實,從他自紐西蘭把手稿寄到戰時的英國,一直到出版,整整花了兩年半的時間,當時他們賢伉儷正搭船到英國開始他們在這裡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新生活。


世事滄桑,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幸我不必倚賴我對於該事件的記憶,因為我個人也參與其中,自然也留存了收到的每一封信。在大戰期間,這些來自海外的航空信箋為了節省空間和重量而縮小篇幅,除了在這裡的倫敦政經學院和他的工作有關的通訊之外,我至少收到了九十五封這種航空郵簡。得以展信閱讀直是人生一大樂事,而我也可以和你們分享這些保存下來的文件。


但是我得大概提一下故事的背景。波普比我年長七歲,雖然我在家鄉維也納就久聞大名,我們卻只有匆匆一面之緣。我父親是個事務律師,依法律規定在波普父親的法律事務所實習了幾年,他們應該是過從甚密,因為波普在一封信裡提到我父親在波普的父親過世之後一直在幫助他們家。


無論如何,我們的往來應該是始自一九三六年春天,當時我在瓦堡學院(Warburg Institute)擔任初級講師,而他則應蘇珊.史提賓(Susan Stebbing)之邀來到這個國家。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應該是把我的地址給了他。我們都住在派丁頓區裡悲摧的小套房,見面的次數日益頻繁。我還記得有一回我很鹵莽地提到我讀了卡納普(Rudolf Carnap)探討「他心」(other mind)問題的一本小書,覺得很有意思。波普面有慍色地說:「你居然會覺得那東西有意思,真是令我失望。」自此以後,我和他說話時就知道要有所保留了。
一九三六年,我二十七歲,波普時年三十四。拙荊和我剛好在維也納,於是去看他和他的太太荷妮(Hennie),而他們於一九三七年搭船去紐西蘭,途中造訪倫敦數日,我們也去看看他們,荷妮有一次寫道,那趟旅程就像是「到月球的半路上」。


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之後,我在英國廣播公司的監聽站工作。我記得大概在任職前寫信給波普,但是沒有收到任何回信。


接著就到了一九四三年五月,當時英國廣播公司遷至雷丁(Reading),我收到他九十五封信的第一封,日期是四月十六日;原來波普不知道我住哪裡,後來才無意間從一位共同的朋友那裡知道我的地址。自此便開始了這部作品的傳奇故事,其中更穿插了海耶克替他申請教授職位的事。


「親愛的恩斯特,」信的開頭這麼寫著:


我很久沒有你的消息了,很開心和你聯絡上。我衷心希望府上闔家平安。你們也一直沒有我們的消息,那是因為我正在寫一本書。手稿已經完成了;書名是「寫給一般人的社會哲學」(大概有七百頁,二十八萬字)。我相信這本書是當前的熱門話題,有出版的迫切性,雖然在戰時唯一重要的事應該是打勝仗。這本書是新的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也是對於民主重建原則的審視。這本書也試圖理解極權主義對於文明的反叛,並且證明它和我們的民主文明本身一樣源遠流長。


我想暫停一下,好讓你們完全明白波普對於他的書的描述:極權主義對於文明的反叛和我們的民主文明本身一樣源遠流長。


我想有太多讀者在讀了這本書連篇累牘的論戰之後卻不得要領,應該會既困惑而又惱怒。這部作品就對於開放社會持續不斷的憎惡提出了一個解釋性的假設。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可以詮釋為對於所謂文明壓力的反動,或者是因為從以往的封閉部落社會轉型到源自西元前五世紀雅典的個人主義文明而產生的動盪不安感覺。


你們可以說它是個心理診斷,儘管馬克思不會無條件接受這個說法。無論如何,我們再來看看他的信:


由於郵遞或其他困難,我不可能從這裡把書稿寄給出版社,而要求他們如果退稿的話必須寄還給我;因為那意味著每一次退稿往返就要拖個一整年的時間。所以我需要在英國有個人可以替我把手稿寄給各家出版社……


在我回信同意之後,四月二十八日,他就把手稿寄給我,連同一封信和其他資料。


我很慚愧我這麼久沒有寫信給你……你願意替我處理手稿,令我感激莫名。你不知道這個情況下的我有多麼無助和孤立……但是我必須對你說自從我在十月(一九四二年)完成手稿至今發生了什麼事。我聽說美國的紙張短缺沒有那麼吃緊;而且距離也近了許多。於是我寄了一份手稿給麥克米倫出版社(MacMillan)(據我所知,他們和英國的麥克米倫是兩家不同的出版社)。我也寫信給我在美國唯一認識的朋友,請他代為接洽。麥克米倫連讀一下都沒有就退稿了。而且我是六個多月以後才知道的!雖然我跟我朋友說得很清楚了,但是他什麼也沒做。他一直到了二月十六日才回信告訴我說他十二月收到我的手稿了!而且信裡隻字不提他怎麼處理它(因為他什麼也沒做,而且也不打算處理)。他只是恭喜我費力寫了這麼厚的一本書。我不怎麼埋怨他,這畢竟不是他的書,但是你知道枯等了六個月才看到這麼一封虛應故事的信是什麼意思!


這整件事實在糟糕透頂了。我覺得如果有人寫了一本書,他沒有理由淪落到必須央求人們閱讀並且出版它。


當然,在後來的交談中,我知道了他的那個朋友是誰,但是我姑隱其名。他其實並不是什麼事都沒有做。由於他對於這個領域很不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於是寫信給常春藤盟校的一位政治學教授。隔了好一陣子,手稿被退回來,裡頭夾了一張便箋說,他沒辦法推薦出版一本如此詆毀柏拉圖的書。


在我收到的包裹裡,除了手稿以外,還附了一封悉心草擬的信,是波普要我寄給出版社的。另外還有一封整整三頁令我頭疼的信,信封上寫著:「請查照辦理見復。」依據優先順序羅列了十七家出版社。裡頭還有十八點指示,若干指示甚至有(一)、(二)、(三)之類的子標題,茲舉第五條為例:「我附了兩張書名頁:『寫給一般人的社會哲學』以及『政治哲學批判』……我之所以列了兩個書名,是因為兩個我都不很滿意。你覺得『寫給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哲學』如何?(會不會太狂妄自大了?)」


五月四日,波普又寫了一封滔滔滾滾的長信,修改了出版社的投遞順序。在這之前,我們一直不知道波普一家人在紐西蘭生活如何,但是荷妮在七月二十九日寄給我們一封整整三頁饒富興味的信,我想摘引一兩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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