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革命七十年:中研院陈永发梳理的共产历史

2021-2-23 单立人 读过点书

《中共共产革命七十年》这套书分上下两册,是陈永发院士撰写的共产历史,因为出版时间比较早,看起来有点陈旧。但修订版还是增加了些东西哦的。


一部分书摘:


中共誕生過程中有兩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第一個是思想選擇的一元化,第二個是烏托邦信仰的權力政治化。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向西方學習」的口號下,盛行「拿來主義」,凡是認為有助於中國「迎頭趕上」西方先進國家的思想都被介紹進來,並沒有人注意到不同思想體系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後來儘管社會主義蔚為時代潮流,各種思想仍舊雜然並存,甚至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的腦袋之中,而傳統思想也不會受到有意排斥。可是當青年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以後,尤其是在中共成立以後,思想選擇方面出現了明顯的一元化趨勢,不僅馬列主義表現了明顯的排他性,越來越不能容忍異己的思想,而且黨組織為了追求行動統一,掌握馬列主義的詮釋權,也越來越強調思想領導。這就是所謂思想選擇的一元化。


至於烏托邦信仰的權力政治化,則是這樣的:五四知識分子認為社會主義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未來的世界一定是既反對軍國主義又反對金力(資本)主義的,這個世界講求無私互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沒有國界,也沒有族界,沒有貧富差距,也沒有政府和法律08。就大規模的社會實踐而言,這種社會主義理想,多少帶有烏托邦信仰的性質。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在致力於其實現的過程中,不論遭遇何種失敗和挫折,均不認為自己的社會主義理想是空想的烏托邦信仰,反而認定問題全出在現有的社會和經濟體制。如果想要實現社會主義理想,則必須正視權力政治,從事政治奪權,而為了達到政治奪權的目的,更必須接受暴力流血的階級鬥爭觀念。在這種思維的過程中,目的成為辯護手段的理由;違反社會主義道德標準的手段也可以不受良心責備。


具體一點說,五四是百家爭鳴的時代,而正由於知識分子在輸入西方學理方面,多半採取「旁通博採」和「兼容並蓄」的態度,所以他們對西方的學理,雖然談不上深湛的了解,卻能不講門戶。因此西方學者認為不相容的思想體系,在他們的心目中,經常都能融為一體,共存共榮。李大釗的思想便帶有釋、儒、道的各種成分,也帶有民粹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成分。他一面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另一面則崇信無政府主義的大師克魯泡特金,還以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彌補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不足09。青年毛澤東的思想中,有理學的因素,也有反理學的因素,有胡適的實驗主義,也有陳獨秀的激進主張。張申府則想融孔子的仁道、羅素的邏輯哲學、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於一爐。


但在擁抱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之中,早期的中共黨人有意無意之間,走上了排拒其他思想成分的道路,而在中共成立以後,因為黨組織強調思想團結和思想領導,對於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容忍度迅速減小。1919年夏天,胡適掀起「問題和主義」的論戰,李大釗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辯護。雖然李大釗並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萬靈丹,可以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但他認為思想中要有一個主導性的重心,只有在大方向和大原則確定以後,問題纔能逐一解決,而馬克思主義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大方向和大原則。毛澤東在知道陳獨秀獨尊馬列主義後,說他不愧為「旗幟鮮明」,似乎就是根據同樣邏輯得出來的結論。只是知識分子一旦皈依馬列主義之後,尤其是加入了標舉馬列主義的政黨以後,其思想中的非馬列主義成分便遭到排拒,而難有存在的餘地。早期中共領袖為了堅持思想領導,統一黨員的思想信仰,也不斷發動對其他模式的社會主義,尤其是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文字批判,並逼迫已經加入中共組織的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分子,在退黨和放棄原來信仰中作一抉擇。


儘管如此,這些遭到排拒的社會主義信仰,並不一定就此完全消失,尤其是它們對未來世界的看法,十之八九都以共產主義理想的形式繼續存在。從這個觀點看,無政府主義在中共誕生過程中所扮演的催生角色特別值得注意。早期中共組織不但吸收僅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也吸收了許多自認為是虔誠無政府主義信徒的知識分子。其實,陳獨秀在上海籌建共產黨之前,已參加了一個信仰馬列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聯合組織,叫「社會主義者同盟」。這個聯合組織有組織的名稱,卻極其鬆散,成員之間缺乏明顯的權力關係。陳獨秀籌建共產黨時,從這個組織的成員得到很大的幫助,經由他們的中介,展開工人運動,並編輯、印刷和出版宣傳刊物。


资源链接:《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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