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抗倭是一场内战?

2016-5-12 单立人 读过点书

熟悉我们历史教科书的人,都知道明朝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直呼为“民族英雄”,而所谓民族英雄者,打击侵略者也。正因为这样,同样是我们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因为打击的是金元,而不得民族英雄的称号,美其名曰:维护民族团结。以今天的鞋子套历史的脚,是某些历史观一贯的表现,哈哈一声得了。

而民族英雄戚继光、俞大猷辈,是怎样的“民族”英雄呢?这就涉及“倭寇”。倭寇,根据我们传统的解释,是指14-16世纪劫掠我国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说是当时日本国内混战,不少失败的浪人流窜海上,靠劫掠为生。其实,倭寇一词,最初出现在朝鲜的历史记载中。早在元朝征日本之前,朝鲜就有“倭寇金州”的记载。后来,元朝征日,朝鲜作为元朝的附庸,首当其中受到倭寇之害。这一时期的倭寇,大都因元征日本而起,具有很强的民族自卫性质。所以行动的目的多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贸易上的反而少见。后来随着日本国内形势的稳定,倭寇活动也式微了。

到了明朝,是倭寇最猖獗的时期,有所谓“嘉靖大倭寇”之称。为什么倭寇到了明朝,突然就又成为一个大问题呢?考察历史资料就会发现,所谓的倭寇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倭寇问题,其实是海盗问题,海盗问题,其实是海禁问题。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清楚了,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明太祖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入海”,《太祖实录》卷四十九:

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籍其数送赴京师。

《太祖实录》卷九十三:

辛未罢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

这里的三市舶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早在唐朝时就开设。唐高宗显庆六年,首先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唐朝的对外开放程度绝不逊于今天。以至于黄巢屠广州城的时候,光是外国商人,就杀了十几万。到了宋朝的时候,开放了更多的市舶司,数目多达九个。在蒙元时代,也有七个市舶提举司。中国古代其实是很开放的,闭关锁国,是从明朝开始的。在朱元璋时代,实行海禁政策,就把存在几百年的市舶司给废了。

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一意孤行实行海禁呢?有人认为是因为从前那些和他争雄失败的人,很多都流窜海外,为了防止反攻倒算,干脆一禁了之。例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记载:

仍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时国珍余党多入海剽掠故也。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胡惟庸案。胡惟庸的被杀,一个罪名是通倭。至于是不是真的通倭,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丞相,瓜分了皇帝的权力,这是朱元璋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胡惟庸的被杀也就不难理解。但既然有通倭这一罪名,就要做出对日本的反应。在《明史-列传第二百十》的外国传中,记载了朱元璋的反应:

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后著《祖训》,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

就是说朱元璋杀了胡惟庸,还迁怒于日本,实施海禁政策,完全和日本断绝关系。但是又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这就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看来朱元璋的怒日本,也是假惺惺的怒,不然何必要在祖训里信誓旦旦地告诫后人不要征日本呢?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朱元璋本身的原因。朱元璋出身贫民,当了皇帝以后,还对过去的苦日子难以忘怀,于是实行了一系列相当紧缩的政策。比如给农民减税,禁止胥吏下乡,虽然贵为天子,但他厉行节俭,自己的日子过得也是苦哈哈的。在皇宫里开荒种菜,为的是不劳民伤财。有一天拿出一块花花绿绿的毯子对近臣说:“这是用做衣服的下脚料做成的,总比扔了好。”(见《明太祖宝训》卷三:洪武三年正月甲午,太祖……又出杂紵丝小片缝成如毯者,曰:“此制衣裳所遗,用缉为被,犹胜弃遗也。”)他对创造财富似乎很反感,《明史 志第五十七 食货五》载:

广平吏王允道言:“磁州产铁,元时置官,岁收百馀万斤,请如旧。”帝以民生甫定,复设必重扰,杖而流之海外。

基层官员请求开铁矿,辟利源,本来是好事一桩,但朱元璋不但不准,还把出主意的官员打了一顿流放了。在洪武朝,朱元璋多次减税,甚至有的官员收税能力强也成为罪名。《明史 志第五十七 食货五》:

山西平遥主簿成乐秩满来朝,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帝曰:“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讯。

本来以为能收税在考评中是加分项,没想到朱元璋就是这么个色的人,收税多了,说明你剥削百姓。

总之,贫民出身的朱元璋,政策的着眼点都是从农民出发,认为农业是根本,对贸易逐利的行为,怀着一种本能的厌恶之情。他的实行海禁,似乎也是可以从这里理解的。

实行几百年的海外贸易被朱元璋一禁了之,沿海地区的人民,本来世代以来靠海为生,禁海后,生路断了,只好冒险走私。明朝谭纶《海寇已宁比例陈情疏》:

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凡几也。无中国绫锦丝檯之物则不可以为国。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要都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

谭纶是亲身参与过抗倭的人,在台州知府、福建巡抚任上,都参与过对所谓倭寇的战争。这份给皇帝的奏章,题目叫做“海寇已宁”,而不是“倭寇已宁”,这段话也明确说明海寇的来源就是沿海居民无以为生,铤而走险,“相率而勾引为盗”。

那为什么明明是中国的海寇,但有明一代却偏偏称是倭寇呢?

首先,当时确实有日本人参与其中。但人数肯定是很少的,这已经是当时人们的共识。明朝的地方官多次声明这一点。比如太平府同知陈璋就认为“倭寇多中国人,宜早图区处”(《御倭十二事》)。《嘉靖东南平倭通录》第一卷“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不但主体是中国人,连倭寇头目也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比如大名鼎鼎的汪直、徐海、萧显等,这些人是嘉靖一朝剿灭的主要对象,偏偏都是中国人。明朝轰轰烈烈的抗倭,抗来抗去,留下大名的倭寇,少之又少。相反,不管是主体还是骨干,所谓的倭寇,可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不过既然确实有日本人在其中,叫做倭寇似乎还能激起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感情。

其次,嘉靖年间的倭寇首先是从哪里发端的呢?王士骐的《皇明御倭录》卷五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倭寇”到底是怎么来的:

海上之事,初起於內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闌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於馀姚謝氏。久之,謝氏頗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怒之曰:“吾將首汝於官。”諸奸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申聞上司云:“倭賊入寇”。巡撫紈下令捕賊,甚急。又令並海居民有素與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於是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誣良善。而諸奸畏官兵搜捕,亦遂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汛登岸,動以倭賊爲名,其實眞倭無幾。是時海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聞賊至,即各鳥獸竄,室廬爲空。官兵禦之,望風奔潰。蔓延及於閩海浙直之間,調兵增餉,海內騷動,朝廷爲之旰食。如此六七年,至於竭東南之力,僅乃勝之。益患之所從起者微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倭寇的事情,发端于内地的奸商汪直、徐海等人。汪直、徐海起初不过是余姚大商人谢氏的对外贸易代理人。因为谢氏总是拖欠他们的佣金,还威胁要告官,引起汪直、徐海等人的愤恨,于是一把火烧了谢氏的家。发生这么大的刑事案件,县官害怕担责,就上报说是倭寇干的。上面的人一听,这怎么得了?倭寇竟然欺负到家门口了,于是干戈大起。

这段文字中的余姚谢氏,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乃嘉靖朝退休大学士谢迁家族。由此可见,明朝虽然海禁,但人们趋利的本性是抑制不住的,连这样的大族都参与其中,那些没有生路的人更不用说了。也正是因为大族的参与,才导致走私活动难以禁止。

还有,嘉靖朝的海盗被称为倭寇,也有人认为是海盗自保的策略。众所周知,所谓的倭寇,大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妻子儿女是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他们自称倭寇,可以转移官府的注意,使官府真以为是倭寇入侵,从而保护在中国的家属。

最后,海盗活动之所以被称为倭寇,还可能和维持海禁政策有关。从太祖朱元璋以来到嘉靖朝,一直厉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而维持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杜绝倭寇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总之,嘉靖朝的倭患,实在是明朝海禁政策导致的国内人民无以为生,铤而走险的举动。那些倭寇头目,如汪直之流,虽然在日本建立了基地,而且也雇佣了少量的日本人,但他们的本质还是想正常贸易而不得的中国沿海居民。汪直是最著名的倭寇头目,就是这样一个大倭寇,也一直心存和明朝正常贸易的幻想。他掩杀了广东海盗陈思盼来讨好朝廷,希望朝廷开关互市,但为明廷所拒。后来总督胡宗宪和他定下盟约:只要汪直投降,帮组朝廷平定海乱,就可以开关。但开不开关,事关祖宗大计,言路汹汹,御史纷纷弹劾胡宗宪,吓得胡宗宪立马改变了主意,对皇帝说汪直的投降是“幸自来送死”。结果汪直被胡宗宪所欺,被杀身亡。明王朝本来可以早解决的“倭患”问题,就这样失去了解决的机会。

直到隆庆朝,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皇帝也知道倭寇问题的实质就是贸易问题,所以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开关,海禁政策被废除,民间的对外贸易又可以进行了。虽然依然禁止对日本的贸易,但倭寇问题却消失了,说明倭寇问题,纯粹就是一个对外贸易问题。

明朝闹得沸沸扬扬的倭寇问题,由海禁引起,又以海禁的废弛结束。说到底,它就是我国沿海人民为了生存发展而对不合理的政策做出的挑战。而明朝的抗倭,不过是一场剿灭叛乱分子的斗争。所谓的“民族英雄”,虚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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