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是为了吃饭还是人吃饭是为了活着？这个问题像回旋镖一样，命中了努力考进体制后的他们。
入职中央某部委两个月后，李旭明决定离开。
因为他尚未被分岗定级（即确定职级），所以辞职流程格外顺利，创造了中央部委新进公务员的最快“跑路”记录，成为众人口中的传奇。
“旭哥的身体力行让我们无比羡慕。”刘家辉说。他和李旭明是研究生同学，2023年两人研究生毕业后分别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部委成为高级公务员。但因为父母极力反对他辞职，刘家辉已完成了为期一年的试用期。“我已经转正了，之后再想离开，难度会有点大。”他说。
在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不断攀升的当下，人与工作的长期绑定是体制的顶级魅力之一。数据显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俗称“国考”）报名人数达到了325.8万人，同比增长34万余人，最热岗位的竞争比达到了10665：1，创造历史新高。
在大多数人的畅想中，进入体制意味着拥有了一份由国家托底的人生保障。但获取保障要付出的代价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欣然接受的，一旦无法与这种人生达成和解，离开的代价有时比进入体制时还要大。
“进入难，离开更难”，李旭明说，这也是他选择在试用期迅速跑路的主要原因。
吴佳怡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她2021年入职东南某省的省委办公厅，工作内容和工作氛围让她在一年后开始持续性失眠、呕吐，被诊断为中度抑郁。“我的生命现在一点活力都没有，我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人，很多时候我都忘了我才27岁。”
2023年下半年，吴佳怡有了辞职的想法，但部门主任言辞激烈地告诫她：想要离开，单位只能以“辞退”的名义开除她，并再三询问她是否做好了承受这种“污名”的准备。
这并不仅仅是恐吓。虽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可以根据本人意愿，依照法律规定辞去公职，解除与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关系。但在现实操作中，主政官员为了降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人才流失率，以应付国家巡查，五年服务期未满的公务员名义上只能被所在单位辞退而不能主动辞职。在体制内，这已成为人尽皆知的潜规则。
不过，对于被辞退的所谓“污名”，陈敏并不在意。“反正我这辈子哪怕沦落到去沿街乞讨，都不会再回体制内了，所以这种只具有政治惩戒效力的’污名’又能奈我何？”她说。
在公务员系统内走了一圈后，陈敏想明白了：“我发自内心地告诉所有执著于考公的人，人生没有定式，放过自己才是真正的‘上岸’”。
被职场整治的公务员新人2022年9月，陈敏在微信朋友圈宣告她“上岸”了。上岸，指考生参加公务员、事业编考试后，被成功录取。彼时，用陈敏自己的话说，她像一只斗志昂扬的小公鸡，摩拳擦掌想要整治职场，“属于我们00后的时代来了”。
当时中国一个广为流传的网络话题是“年轻人整治职场”。在相关论中，为办公室政治所累的很多职场人士都期待独生子女出身、没吃过苦、没受过气且一身莽劲的“00后”群体能够消除办公室的“顽瘴痼疾”，创建一个不内卷、不内耗的办公环境。
受这一互联网舆论影响，陈敏信誓旦旦要打破大众印象中机关单位整天无所事事的工作模式，她立志成为卓越的女性政治家——像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以及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那样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女性。
作为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度过学生生涯的年轻人，陈敏理想的体制内办公室环境是：所有人励精图治、狠抓稳打，齐心协力带领中国在与欧美国家的竞争中拔得头筹，把祖国打造成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
但这一腔热血在繁琐的工作中被逐渐消磨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