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我和母亲断绝了关系。我们小时候，她数以百计次殴打我和她的其他儿女，还对我们实施了一系列可被认定为情感虐待的行为，从辱骂、没完没了的数落到羞辱，再到精神操控。她的虐待一直持续到我40多岁。在历经多年徒劳地试图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后，我最终和她彻底断绝了往来。
做出这个决定后，我料到自己会感到愧疚和悲伤，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我没想到自己还会感到喜悦。与母亲断绝关系是我人生中最具变革性、最让我感到解脱的时刻之一。它让我心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振奋情绪——平静、自豪、欢欣，甚至还有愤怒（没错，愤怒有时也能让人振奋）。
但在随后几年里，我基本上将这种喜悦深藏心底。在那段时间的大部分日子里，我的喜悦之情都被羞耻感所掩盖。
疏远亲人——切断或限制与亲人的联系——是一个文化禁忌，这使得即使是最善良的人也不会去向那些在这方面最急需也最应当得到帮助的人提供支持。当我告诉别人我写了一本书，主张和给我们造成身心伤害的亲人保持距离时，最常见的回应是表示担忧，但这种担忧并不一定是为我们这些选择疏远亲人的人而发。许多人担心的是那些被断绝关系的家庭成员。他们会问：“这对你的亲人来说不是毁灭性的打击吗？” 或者“完全不联系是不是有点极端了？”
还有一些人一味地执着于和解，甚至认为建议断绝关系是不道德的。有些人公然质疑我的道德观念，提醒我说，在我母亲那一代人中，打孩子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或者向我保证说她已经尽力了，又或者指责我拒绝原谅和忘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这样的评判，我都无法给出恰当的回应：施虐者的无知、所处的时代或自身的状况不能成为其行为的借口，就如同她对我们的伤害也不能成为我们去虐待他人的理由一样。
我自己遭受虐待和疏远亲人的经历以及我与其他数十位幸存者交流的情况让我坚信，在很多时候，与施虐亲人疏远是最合乎道德的选择。鼓励人们继续维持那些伤害他们的关系才是不道德的。
几个世纪以来，社会一直迫使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家庭的完整，而当我们未能做到时，又会对我们横加指责。“血浓于水”这样的陈词滥调最近又被一些专家和心怀不满的亲属们拿来反复提及，他们抱怨社交媒体上诸如“有毒家庭”和“断绝联系”等话题标签的泛滥。批评者们的不满五花八门，有人将其斥为爱抱怨、被宠坏的千禧一代在TikTok上制造的一时风潮，这些千禧一代在寻常家庭生活的起伏中都能看到创伤，还有人攻击那些提倡与家人疏远的心理治疗师，指责他们无视了行业中“不可伤人”的准则。这种批评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们与亲人疏远时，最常提及的一些原因包括虐待、忽视、未得到治疗的精神疾病以及成瘾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对家庭成员造成了伤害。
从宗教到心理学再到流行文化，社会各个层面普遍存在的这种反对与亲人疏远的态度源于一种深刻且往往是故意的无知。这种无知关系到虐待儿童现象的普遍性、它在童年及之后所造成的严重伤害，以及与施虐亲人疏远后所能带来的深度治愈。许多人——甚至包括虐待幸存者——都未能认识到最常见的虐待形式，也没有理解这些虐待对我们产生的深远影响。
很少有人会否认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属于虐待，很多人也会认同身体伤害是虐待，尽管美国50个州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打孩子。但情感虐待这种更常见也最有可能持续到幸存者成年后的虐待形式却常常被无视。而“忽视”这个最常见的虐待形式本身就是我们文化中最被忽视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危害最大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