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談及香港左派歷史，比較多回顧1970年代的學生及激進青年運動，一般稱作「火紅年代」。當中有些受當時西方左翼思潮影響的年輕人，成為自由社會主義者（libertarian socialist），也有些人組成過左派小組織，例如「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新苗」以及後來的「四五行動」；也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組成小團體，例如黑鳥樂隊及民眾劇社。以上的左翼青年在1970年代也多少有參與《70年代雙周刊》（1970-78）的出版，因此，連媒體也出現了不少有點懷舊味道的特寫文章。
相較起來，香港的公共討論較少探討一直存在而且規模大得多的「親（中）共左派陣營」，或稱為「愛國陣營」。事實上，在一般香港民眾口裡說的「左派」，往往指的就是親共組織中人，而非1970年代的激進青年，或過去二十年政治反對派裡左傾的參與者。之所以如此，有一定歷史原因。中共在1920年代創黨時已在香港有大量活動，1950年代開始，中共的地下黨幹部、親共文人、工人已遍布報刊、學校、工會等等，與親國民黨的陣營對峙。然而，在香港，我們一般只會視他們為中共在香港的延伸，是否具有值得研究的思想及行動？大部分人也心存疑問，他們的一言一行，有時很難跟中共的官方理論及政治宣傳區分開來。自1990年代，「親共左派」更已融入廣闊的「親北京陣營」或「建制派」之中，內有不少本來跟港英政府關係深厚的工商大佬及專業人士。於是，這些所謂「左派」跟中國共產黨一樣，漸脫去昔日的社會主義色彩，因此很少人深究他們有甚麼左翼思想。
然而，如果我們不以高標準要求思想的自主性、獨特性及理論性，而是把眼光放在廣義的思想工作以及運動，並注視其與現實政治的關係的話，那麼，還是有很多值探討的主題。本文嘗試討論1970年至1980年代初的李怡及他主編的《七十年代》（1970-1984）。這段時期，就是李怡在親中共的左派出版業中冒起，到最後走向脫離中共陣營，與香港的右派或自由派結盟的歷史過程。由他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親中共左派在冷戰轉型及緩解的過程中，遇上的機會及困境，也可以從這個側面審視香港左翼的歷史。
本文的敘事嘗試借助李怡在去世前留下及他身故後出版的《失敗者回憶錄》，並重新閱讀《七十年代》的文章，提出一些有別於慣常的「冷戰—後冷戰」敘事的線索。觀乎整本回憶錄，李怡把1970-80年代描繪為由共產陣營漸漸脫離，擁抱自由民主價值的過程。而曾與李怡共事的評論者王耀宗，也把這歷程描繪為「親共宣傳者→自由派」歷程。然而，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點出這種敘事雖不是沒道理，卻也掩蓋了比較複雜的轉折及過程。
左派陣營的外圍
要了解《七十年代》及那個年代的李怡，需要了解李怡及這份刊物的定位。
李怡成長於1930年中至1950年代中的中國大陸與香港，經歷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及冷戰高峰，他的家庭關係與中共有不少關係。他十多歲時在香港入讀左派中學，跟他不少的同代知識青年（如著名的司徒華）一樣，皆曾嚮往社會主義中國。可是，因為種種原因，他既沒有回中國大陸升學，也沒有被安排進香港的左報，而是在所謂「外圍」的上海書局，從事編撰工作。
冷戰時期，中共在香港不能公開建黨，更不能進行武裝鬥爭，報業及書籍出版是最重要的意識形態與統戰的戰線，由港澳工委（公開是「駐港新華社」）領導，直屬外交部外事辦公室的廖承志主管。據當年左派機構中人估計，單是港澳工委直接領導的六份香港報紙，另外加上若干比較外圍的親共報章，整個系統在1967年前的每日銷量已達50萬份以上，超過市場份額的一半。而出版社較為次要，主要以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及商務印書館為核心，再外加一些其他的出版社。
雖然上海書局在中共在港的部署上屬於較次要及外圍的角色，但卻意外地塑造了李怡日後的發展路徑。上海書局早於1925年由馬來半島華商陳岳書及王叔暘所辦，到了冷戰時期，書局以香港為出版中心，針對海外華人市場，以中國大陸以外（港澳及南洋）為主要銷售點。出版的書籍內容，主要來自新中國的出版品，然後由上海書局在香港改編及印刷。這些發行、編撰及出版的經驗，構成了李怡日後創辦《七十年代》的重要基礎。
年輕的李怡雖然不在左報工作，但他也跟左報系統發展了關係。按他的回憶，他於1957年投稿《文匯報》「文藝周刊」，獲得副刊編輯羅孚取用，由此進入「左派文壇」。羅孚的身分頗為特別，他同時是《新晚報》總編輯以及港澳工委委員，在1950-1980年間他也是整個左報系統裡的領導人之一，他亦成為李怡的其中一位領導。1950-1960年代，香港的左報系統並不單純如我們今天印象中的「黨的喉舌」，因為港澳工委經常研究如何爭取大眾市場，開發新市場，例如多做社會新聞、娛樂新聞、武俠小說等等，甚至試驗新刊物，目的就是要形成一個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聯合陣線，即認同中共代表「中國」及「中國人」，對抗在台灣要代表「中國」的國民黨。因此，在文革以前，廖承志等領導也經常提醒港澳工委及左報中人，不要「過左」，要盡量與左派陣營以外的人交朋友。這個充滿市場動力、以統戰為中心的冷戰時期的左派系統，成為李怡得以創辦《七十年代》的重要物質基礎。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因為文革派冒起以至奪權，左報愈來愈多毛式鬥爭的語言及話題，也令香港左報系統偏離了大眾。六七暴動被鎮壓，經過大半年的混亂後，社會普遍渴求穩定，厭惡左派的鬥爭語言，因而使香港親共左派陣營陷入低潮，左派的報刊銷量由1967年前的數十萬份大跌至每天只有數萬份。而且，中共跟文化界、商界人士的統戰工作也遭受挫敗。
就在此時，李怡抓住了左派需要重啟統戰的機會，開展他的新計畫。在創辦《七十年代》前，他與《文匯報》副刊編輯吳羊璧已辦過《伴侶》（1963）及《文藝》（1966），創辦資金都來自上海書局，跟其他左派文藝雜誌一樣，其市場並不限於香港本地，也面向新馬華文文學的讀者群。也許因為這原因，親共左派的出版界領導藍真便很信任李怡，支持他在六七暴動後創辦一本面向香港及中國大陸以外的雜誌，而出資支持讓李怡辦《七十年代》的則是上海書局的老闆之一方志勇，他是陳岳書的妻舅。
保釣運動、統戰及台灣黨外運動
由於以上的背景，《七十年代》一開始便以一個較低調的面目示人，開拓新讀者群。在開首的幾年，它可以說緊守了發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淡化自己的政治背景。創刊初年，它故意避開這些敏感的政治話題，沒半點革命宣傳，比當時的左報政治調子低很多。它不單沒有文革宣傳，也很少中國政治的內容，連香港議題也被壓縮成每期只有一兩篇的「社會研究」，內容只有民生議題，如房屋、就業等等。
表面看來，《七十年代》像一本針對知識青年的思想雜誌。主要內容有兩類，一為國際議題，文章的觀點既偏向西方左翼，又與中共立場一致。在還沒有出現釣魚台問題之前，《大公報》的著名報人趙澤隆（筆名「梅之」）已撰文評論美國交還琉球予日本，分析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部署，以及日本在美國支持下強化自己在區內軍事實力等議題。除此以外，反越戰、支持美國黑人運動、日本安保鬥爭、東歐反蘇聯的改革運動（例如布拉格之春）等等的內容也不少，符合中共在1960年代後反美反蘇的立場；第二類內容為知識青年的「人生問題」以及他們的家國思考，有來稿及座談會紀錄，例如介紹外國留學的情況，對未來就業及前景的探討等等。
創刊一年後，保釣運動成為《七十年代》的重點內容，但這轉向似乎是由海外留學生帶回來的，不是香港工委下達的宣傳指示。因為中國在1970年12月時曾公開宣告釣魚臺是中國領土，以回應美國及日本的「行政權」讓渡，但《七十年代》在1月及2月也沒有文章報導或評論跟進，也沒有提及1970年9月台灣中國時報派記者到釣魚臺採訪。事實上，李怡說自己曾問過左派領導，但得到的回答是「慎重處理，不要被人利用」。
《七十年代》能接觸到保釣運動的組織者，是因為它創刊以來便接觸到海外留學生。由1970年第3期雜誌開始，幾乎每期都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的華人留學生讀者投稿，開始時先是香港留學生，後來擴展至來自台灣、東南亞的華人學生。有理由相信，《七十年代》在1970年中便已透過留學的香港學生，開始流傳於海外華人學生之中，這也讓李怡等與這些學生建立關係，後來更在海外的唐人街商店銷售。
李怡在保釣運動中大概注意到一股在海外的留學生中出現的民族主義情緒，往後一段時間，《七十年代》刊登了大量相關的文章，甚至也建立起他跟保釣運動學生的個人關係。1971年5月16期，雜誌即轉載了七篇在美國的保釣運動的出版刊物。按編者按的說法，這些刊物是美國留學生寄給他們，《七十年代》「關於留美學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我們將和過往一樣高度評價同學們的正義行動。我們將盡我們的力量，爲『保衛釣魚台運動』作適當的宣傳。」
這個轉向令雜誌取得了市場、作者及在親共陣營中有利的政治定位。在1971年初《七十年代》找到一個穩固及增長的海外讀者群，李怡也承認，保釣令雜誌在西方國家的校園中銷路大增。同時，正如李怡說，周恩來在《七十年代》上看到保釣運動，獲得支持，而李怡在1971及1972年的暑假，在香港跟不少海外留學生碰面連繫起來。1971年9月，五名旅美參加保釣運動的留學生秘密訪問中國，即「保釣第零團」，該團經過香港時，李怡也被告知去跟他們見面。保釣作為拉攏海外華人支持中共的時機，李怡及《七十年代》有創造之功，並參與其中。這個時候，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1971年），中共隔絕於西方國家二十餘年，除了派出自己的外交人員外，中共第一批在海外招募幫忙聯合國工作的，就是保釣運動的留學生，部分也是李怡介紹的。除此以外，海外回國訪問的學者（楊振寧、何炳棣等），他們的訪問或文章，讚揚中共的建設及進步，亦在此刊登，北美的留學生也從《七十年代》讀到他們的文章。因此，《七十年代》成為中共海外統戰的重要刊物。
北美的保釣運動在1971年9月後，不少成員轉向認同中共，發展成所謂「統運」，同時，香港保釣學生運動中也興起了「國粹派」，認同社會主義中國，這些也可以說是中共統戰的成果。這些成果的意義，在於開展了走出冷戰高峰時期「僑務」的新統戰格局，它針對的並不再是傳統的華僑群體，而是在西方國家受到學生及民權運動薰陶的華人學生（以台灣學生為主）。同時，此時的統戰也不是（或不單）發展組織上的侍從、利益綑綁的關係，而更多的是連結起海外華人自身的思想及社會運動。
中共與海外留學生在保釣上仿如站在一線，根據不少保釣人士的口述歷史以及當時的文章，更多源於一種叛逆心理，對國民黨威權統治及冷戰宣傳的厭棄。保釣運動激起的愛國主義情緒，衝擊著親美及親日的國民黨政權，令它陷於正當性危機；對台灣與香港學生來說，這可以說是一種自我及群體意識的「覺醒」，對冷戰宣傳所帶來的犬儒主義進行反省及批判，追尋自我的文化認同，尋求與群眾的連結。因此很自然，1972年開始，《七十年代》更多的內容是關於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台灣，包括《大學雜誌》的爭論、台大哲學系事件、地方選舉、異見人士被關押等等，雜誌一下子成為了華文世界裡最緊貼及全面報導與評論台灣政治的月刊。在1976年以前，它每期的篇幅有三分之一至一半以上的內容是關於台灣的，關於中共的宣傳文章也多為海外學人（不少也是台灣人）回大陸的見聞或譯稿，不少也取材自保釣運動後海外留學生刊物。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北美的台灣留學生分裂成統派與獨派，《七十年代》雖然偏向為統一辯護，但卻介紹了大量獨派的觀點，包括彭明敏的《台灣獨立宣言》，也有不少鼓吹自決的文章。這段時間，在「反蔣」的共同大前題下，《七十年代》這樣的親共左派的「外圍」刊物，可以讓與中共方針不一致的議題出現，甚至在讀者論壇上公開討論。
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能理解為何李怡後來與黨外運動有頻繁互動。1978年，關心台灣自由及人權問題的美國人梅心怡（Lynn Miles），把許多台灣黨外人士的文章交給李怡在《七十年代》刊登，包括《雷震回憶錄》手稿，再由李怡在香港出版。翌年的美麗島事件後，施明德太太艾琳達經黄世雄（Dennis Wong）幫助與李怡聯絡，由《七十年代》獨家專訪。1981年7月號，雜誌更刊登了還沒來得及刊印便被國民黨禁掉的黨外雜誌《進步》。
追蹤台灣的反對運動，未必是當年李怡自己個人的志趣。他在回憶錄中談到自己秉持著「反專制、反威權、爭民主、爭自由的意識形態」，大量報導黨外運動，這很可能是事後的解釋。事實上，他當時幾乎沒有寫過稍為長篇嚴肅的有關台灣政治的評論。當時對他來說，雜誌的台灣政治內容，除了是市場需要，更多是一種任務。例如，他在回憶錄裡說，在1979年元旦，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時，他寫過一份意見書，透過潘靜安交給北京，指要多聽取台灣反對派的意見。但有點意外的是，在1970年代中後期，《七十年代》漸漸參與建構了一個以「民主化」看待台灣政治的角度，不再像冷戰期間，單純把台灣政治視為美蔣等派別的合謀或鬥爭。而且，大約是美麗島事件之後，更與中國大陸的「北京之春」匯流成兩岸民主運動的視野。
被淡化的王希哲
李怡成為一位政評人，真正的轉捩點是1976年。該年4月，周恩來逝世，大量北京的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廣場獻花悼念，結果與公安警察衝突，後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或「四五運動」。該事件被「四人幫」指為反革命，甚至說是鄧小平等鼓動或策畫。李怡以筆名「齊辛」在《七十年代》5月號撰文，小心翼翼以正反觀點辨證的方式首次表達了他與北京當局不同的想法。9月，毛澤東逝世，10月，汪東興、葉劍英等逮捕「四人幫」，李怡在11月號中發表〈北京事態分析〉，他在回憶錄中指，這算是他的第一篇政論，初稿還是他太太梁麗儀寫的。梁麗儀在1955-1974年間在大陸讀書工作，對毛時代的政治比李怡有更深的認識及體會。
這段期間（大約至1979年5月止）是雜誌發行及流通最廣的時期，連中國大陸的民眾及官方機關也可以訂閱。由於李怡與雜誌的左派色彩比毛時代變淡，所以也結交了更多香港和海外的「右派」朋友，漸漸令李怡取得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分，但中間也有些複雜的轉折。1976-1977年間，《七十年代》其實反而比過往更主動地為中共及毛澤東辯護，把所有問題歸咎為四人幫的禍害，這顯然是要跟隨新的黨中央路線，也要處理四人幫倒台後老幹部重新掌權所帶來的意識形態混亂。同時，他也寫了好幾篇文章討論毛澤東的「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理論，說明四人幫何以也是「走資派」。到了1978年，他跟中共同步，把四人幫及文革時的種種錯誤視為「極左」。在往後的幾年裡，他乘著中共對文革否定，批評毛澤東在文革時的錯誤，以及呼應鄧小平的「思想解放」口號，漸漸由跟隨黨中央路線，變成發展出自由民主的想像及對中共的批判。大約是1977-78年間，李怡才算是表達了較為自主的思想，甚至承認以前《七十年代》沒有清楚認識中共。
1978年底至1979年初，李怡以至《七十年代》漸漸找到了認同對象，就是後來稱為「北京之春」民刊及大字報運動，以及「庚申改革」。在回憶錄中，李怡重點提及後者，前者相對較少，主要提及魏京生於1979年3月被捕，之後評論魏京生被判刑的文章引起潘靜安阻止出版，而被他堅決拒絕，李怡認為這是他離開左派陣營的原因之一。然而，他在回憶錄中卻對另一位民刊運動中的左派人物王希哲極少提及，這與1979-81年間《七十年代》所見到的文章不太一致。這段時期，雜誌經常刊登及介紹王的思想。王希哲在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民主等理論前提下，批判中共的體制，以至提出改革中國的方案。
王希哲在文革時期當過紅衛兵，在紅衛兵運動後當上了工廠工人，1974年與李正天及陳一陽在廣州發表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簡稱為「李一哲大字報」，從馬克思主義及列寧主義角度批判了「林彪體系」的官僚特權與極左路線，認為出路是民主與法制。大字報刊登後引起社會轟動，官方發動批判，最後更把三人拘捕，至1978年才平反。王希哲出獄後再成為民刊運動的活躍分子，撰寫多篇時評及理論文章。他在多篇文章中特別提到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解放，這種解放是建基在物質生產進步的基礎之上，讓人在各方面獲得自由，擺脫異化，建立一種比資本主義的民主更為民主的制度。總的來說，他在認同中共的新舊理論框架（如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提的「四個堅持」）中提出不同的詮釋，要求以工人自治管理、黨內反對派、基層選舉、媒體自由等等來阻止社會主義制度走向官僚專政與特權。這些意見，呼應1980年底在中共黨內醞釀的「庚申改革」，內容包括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李怡成為王希哲的理論及政治觀點在中國大陸以外最重要的介紹者，他於1981年寫的一篇名為〈王希哲文章為什麼能引起共鳴？〉中提到：
最後，我想總結説一下：對於曾經嚮往社會主義精神的人來説，近年來在理想破滅之餘，王希哲的文章確實使我們恢復一點對社會主義的信心。
此文很能代表李怡這段時期的思想，該文後來更在1982年收錄在他的文集《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之中。但是，到底王希哲的思想能引起多少共鳴？中國大陸固然難說，在香港似乎也只有李怡以及一些左傾大學生，剛才提及的文章就是在一個大學生會辦的論壇上的演講詞。這裡不妨分享一點個人經歷，遲至1988年，當時筆者在中文大學讀書，學生會及國是學會還會組織有關「北京之春」的展覽及出版，甚至要求中共釋放政治犯，而在我印象之中，比較多同學在思想上的確認同王希哲等左傾人士，學生閱讀的資料來源主要也是《七十年代》的舊文章。但是，這個共鳴圈子顯然在香港社會中是非常小的，也沒有甚麼組織。
事實上，李怡認同王希哲的黨內左翼思想及社會主義民主路線的同時，他的事業路徑、政治環境及實踐卻與之非常不搭配，甚至互相矛盾。首先，1979年5月左右，雜誌再不能寄到中國大陸。翌年，李怡在港澳工委及親中商人的壓力下，被迫要放棄1976年成立的天地圖書，《七十年代》要自行集資出版。換言之，就是被迫離開左派系統。第二，王希哲於1981年4月被捕，之後再被重判14年監禁，意味著他的政治路線失敗，前景也十分暗淡了。事後也證明，在1980-1981年間甚囂塵上的「庚申改革」無疾而終。第三，雖然李怡在中國政治問題上高舉社會主義民主，但他在香港卻參加了「香港前景研究社」，主要成員包括勞思光、胡菊人、陸鏗、孫述憲。這些人一向在香港被界定為「右派」或自由派文化人，他們都是李怡在過去十年在香港辦雜誌及從事統戰而認識的朋友，該組織藉著香港政治前途問題的出現，主張中國在收回香港的主權之後維持英國管治。
簡言之，他的社會主義民主路線，既無法得到中國政治體制改變的支持，他所支持的大陸民主運動也被鎮壓下去。在事業上，他要離開親共陣營，成為一份獨立而更依賴市場的報刊。《七十年代》的台灣政治內容也許還有點市場，但關於中共體制內改革議程的討論是否能吸引讀者，也成為疑問。而且，在香港他也找不到讓他實踐社會主義民主路線的土壤，能結盟的人反而是與他大致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右派人士。那時候的香港政治仍然停留在十分狹義的政治前途問題，整個香港也沒有民主政黨，連關注面較廣的有點左傾的社運及草根團體也極少。因此很自然，李怡的「社會主義信心」是很難恢復及維持的，這一段李怡最後的「左翼」歷史相當短暫，很快無疾而終。
小結：身不由己的命途
李怡在回憶錄中花了不少筆墨大談台灣1970-1980年代的反對運動，但是，對這個話題出現在《七十年代》的政治及歷史脈絡，他的剖析還不是太清楚。筆者大致分析過雜誌裡面的文章，當中有關保釣和台灣的統獨爭論、批判國民黨威權統治、台灣反對派聲音及行動的文章不少，但它們更多是出於統戰及市場需要，既連結海外民族主義的華人知識分子，又對美蔣進行冷戰宣傳鬥爭。台灣反對運動對李怡的思想影響，似乎應該是到了美麗島事件的時候才比較明顯。但是，因為冷戰的需要及氛圍，而大篇幅報導與討論台灣政治及社會運動，甚至讓廣大華人讀者了解及參與討論台灣政治前途、統獨、自由民主等議題，這不啻是冷戰的緩解在華人社會裡的重要例證。到底這些意外效果對李怡個人思想轉變有多大作用？李怡晚年來台，自然在回憶錄中把這方面放得很大。無論如何，美麗島事件及其後的大審訊及餘波，與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死後第一次的民間運動幾乎是同步，在這期間，《七十年代》亦開始零星出現了想像兩岸民主運動的視野或願景，開始有文章會把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反對運動並置，使用「民主運動」一詞描繪兩岸的政治事件。
在這段時間，我們也需要注意到一個被淡忘的片段：李怡曾追求中共黨內左翼反對派的路線，認同「北京之春」裡的左派，但在香港卻找不到生根的土壤。而中共對初生不久的反對派撲殺於萌芽之中，也令身在香港的李怡頓失政治及思想同盟。在香港，他似乎只能與右派或自由派結盟。李怡曾傾向成為黨內反對派的歷史，在回憶錄中避而不談，未必是因為覺得這段歷史尷尬見不得人。勉強算來，這方面在回憶錄裡也有片言隻語，但在「冷戰—後冷戰」的敘事框架中，這種種片段相互矛盾，難以拼合。在1980年代中之後，他亦漸漸在思想及價值上擁抱西方式民主自由的價值，這樣的路徑以至對自己左翼思想的淡忘，可以說是香港親共左派尋找自主性但卻有點身不由己的命途。
葉蔭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香港政治文化及中國當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