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4歲的孫康宜毅然赴美。曾目睹二二八事件現場、經歷白色恐怖的她，從備受心靈創傷的失語症患者，到獲選為學術殿堂的中研院院士，生命中充滿了跌宕起伏的故事。縱然總有遭逢困厄的時候，孫康宜仍勇敢前行，「即使當前看不見將來的前景，但因為所到之處皆可取，讓我們更加相信我們心中的願望也還是可以企及的」。歷經各種劫難與貴人，加上自我的積極振奮，終由深淵走向光明，自普林斯頓大學到耶魯大學，化育春風，桃李天下。
《奔赴：半個多世紀在美國》是孫康宜的回憶錄，記錄了其半生歷程，除如何面對人生困境，奮發前進，也留下學術研究、人際社交、家世考掘、日常生活等完整面向，以及與諸多學界、文壇的人物交往，諸如費正清、高友工、傅漢思、余英時、施蟄存、葉嘉瑩、張充和、白先勇、蘇珊．桑塔格、露伊絲．葛綠珂……等，皆為雪泥一痕時代鴻爪。雖題為「半個多世紀」，然而書中所聯繫的上下時間可達五代以上，允為一窺近現代的中西環境、政治演進、歴史脈絡的重要史料，並為中西學術及文化的交流，提供一個不一樣的視角。
「樂園的這一邊」（“This Side of Paradise”）
一九六八年，我二十四歲。當時臺灣仍處於戒嚴的白色恐怖期間。美國還在積極參與越戰，到處充滿了民眾反戰的情緒。01
那時我還是臺大外文系的研究生。那個年頭在臺大研究所一起唸書的同學，還包括著名的作家鍾玲。在那以前，我和鍾玲都畢業於東海大學的外文系，唸大四時也都曾是齊邦媛教授翻譯課上的學生。
半個世紀以後的二○一九年夏季，鍾玲在臉書上公布了一張我與她當年在臺大時的舊照，並回憶道：「（康宜）和我於一九六六–六七冬天攝於臺灣大學文學院。那是我們第十一年同學（臺大外文研究所一年，高雄女中六年，東海大學外文系四年），真有緣分。左邊的一瓶玫瑰花是她先生 C.C. Chang 送的，那時是她男朋友。」突然間，鍾玲的臉書回憶喚起了我個人對那段歲月的回憶。無形中，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我腦海中經常浮現的過去景象，一一從筆端和電腦的銀幕上逐漸復活。
記得一九六八年二月初，我收到美國德克薩斯州A&M大學來信，說我已被他們的英文系博士班錄取，並獲大學獎學金。（當時我尚未接到其他學校的回音。）這麼早就得到好消息，自然令我興奮異常，於是我立刻給正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的男朋友欽次（C. C.）打了越洋電話，也同時通知爸媽和我的兩個弟弟，一時皆大歡喜。
其實，當時我最想去的學校是紐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英文系，因為該校離欽次所在的普林斯頓城不遠。此外，我還申請了紐澤西州的德魯大學（Drew University）的英文系，主要因為恩師許牧世（Moses Hsu）教授的極力推薦。可惜我最終沒被這兩所大學的英文系錄取，頗感失望。
經過考慮之後，欽次和我決定兩人先於暑假期間在普林斯頓結婚，九月初再由我隻身前往德州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據欽次估計，他大約兩年之內就能得到普大的博士學位。至於畢業之後何去何從，一切都難以預料。所以我們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後來我終於在那年的七月中旬來到了美國。婚禮定於八月三日，將於普林斯頓大學教堂舉行。從前上臺大研究所時，我曾選過神父Father Foley 的美國文學課，有一次他介紹我讀美國小說家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的小說This Side of Paradise（《樂園的這一邊》）。02那本出版於一九二○年的「自傳小說」特別有趣，該書主要是描寫一次大戰之後，當時失落的一代年輕人開始沉溺在他們所創的自由樂園中，其中有浪漫、放縱和自我陶醉，也有失望、挫折和幻滅感——之所以稱之為「this side」「這一邊」，乃為了區別於老前輩一向所嚮往的傳統樂園。因為書中所謂的「樂園」指的就是普林斯頓校園，所以我對普林斯頓也特別感到好奇。
記憶中，七月十七日（星期三）當天一大早我就與爸媽和其他親戚前往臺北松山機場。到了機場，大家都顯得特別安靜，因為他們知道，此次我一旦去了美國，將來回臺灣的機會大概就不多了。看到爸媽那副依依不捨的樣子，又想到父親曾蒙冤坐牢十年，出獄後還一直活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我不覺潸然淚下。我心裡一直想說：「爸媽，請放心，我這次去了美國，一定努力奮鬥，將來會把你們接來的。」母親好像意會到了我的心意，突然在她那憂鬱的神情間朝我一笑，她笑起來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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