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
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事。故朱博為冀州刺史，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鮑宣為豫州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輙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為。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其細事毋得苛求。
漢朝時，部刺史的職責，只不過是按照六條規定來考察郡國的情況罷了，不應當干預郡守縣令的職務。因此朱博擔任冀州刺史時，發布告示給官吏百姓，說要告發縣丞縣尉的，刺史不予受理，讓他們各自到郡裡去。鮑宣擔任豫州牧時，因為在審理案件時考察的事情超過了詔書規定的條例，而被彈劾。而薛宣上書，說官吏多施行苛政，政令繁瑣雜亂，大致上都是部刺史的過錯。有的部刺史不遵守自身條例規定的職責，所作所為都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多干預郡縣的政務。《翟方進傳》裡說，翟方進調任朔方刺史，在任上不煩擾苛刻，考察的事情應當按照條例就舉報，如果刺史的職權向下侵越，那麼郡守縣令就沒法做了。天下事，就像理亂麻一樣，越理越亂了。
《太祖實錄》裡記載，洪武二十六年四月，明太祖朱元璋告誡巡視江西的監察御史花綸等人，說從今以後，只有官吏貪污受賄、徇私枉法，以及情節重大的案件，才按照法律逮捕審問，那些細微的事情不要苛求。
公务员一多，烦事就多，烦事越多，公务员就更多。这真像一个恶性循环。明太祖似乎明白这个道理，其实力不从心，凡事躬亲，严刑峻法，恨不得天下的事都自己拿来管。中国政治生态的扭曲，无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