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香港反对派政党中所剩无几的、多年来坚持抗争路线的政党，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在今年七一之前受压解散，202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进入第28年。
香港角色早已历经转变。
自二战后，受人口增加、经济转型、主权移交等历史阶段影响，香港政府的管治模式一步一垒，演变成今日所见。本专题希望探讨“香港管治模式”如何由殖民时期得以确立、形成一个独立运作的政府架构，并在香港主权移交后成为管治的基础；又如何在经历28年管治后，日渐偏离最初的想像。
此间不吝殖民政府与中共政府的政治考虑，亦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香港管治模式”形成的阶段，不同的社会组织亦纷纷成立，通过监察政府和倡议来推动社会的变革，使得香港慢慢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而“香港管治模式”亦因亦果，在今日回顾它的确立与变形，尤记为历史一笔。
值得强调的是，回顾的重点不在于缅怀一去不返的日子，而是通过回溯香港管治模式的构成，了解回归后的社会兴衰，思索行动的空间何在。
“间接管治”，奠基香港模式
香港的殖民经验与非洲、印度、缅甸等地不一样，在成为殖民地之前并没有一个成形的社会组织，也没有固有的统治阶层。
可以说，香港的发展过程深受全球化进程影响。
自19世纪成为英属殖民地以来，香港的定位一向都是贸易港口和商业城市。香港与全球不同地区交流密切，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枢纽。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冷战，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香港的前景亦曾经不太明朗1。
但1945年之后，出于一连串对英国自身的战略考量，以及香港的经济和战略价值考虑，香港继续被掌握在版图日益缩小的大英帝国手中，成为英国在亚洲区唯一保留的殖民地，直到1997年。
因此香港管治模式的形成，必须追溯至殖民时期确立的制度，以及背后涉及的权术和目的。
当时港英政府的组成方式，建基于以1843年4月5日颁布的《英王制诰》（Letters Patent）为基础的宪制模式：由英国政府委任总督，由副总督、辅政司、行政局和立法局提供支援，行政局和立法局则由港督委任的官守和非官守议员组成。
表面上看，港英时代的管治方式是一种“间接管治”政策（indirect rule）2——殖民者通过由士绅阶层构成的地方精英来管治殖民地，这些地方领导听从殖民者的指挥，遵守殖民者的命令来管理人口——而非由殖民者直接控制。
然而，香港的殖民经验与非洲、印度、缅甸等地不一样，在成为殖民地之前并没有一个成形的社会组织，也没有固有的统治阶层。只是随著资本主义扩张，由商人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华人资产阶级冒起。
作为殖民统治者的英国人来到香港后，挑选这些资产阶级的地方精英来进行合作，允许他们协助管理迅速增长的人口。这些长期支撑起殖民制度运作的华人——不论是东华医院、保良局的华人士绅，在香港大学培养的本地精英，还是有名望的工商巨贾——都借由与殖民者合作而获得殖民地政府输出的利益，并享受到超越一般劳动阶层的地位。
而香港的自治程度，在英国众多殖民地当中是最低的，因为统治者的管治方针是以保护英国及欧裔居民的利益为主，殖民政府避免给予香港的华人领袖过多的权力。立法会并非真正的立法机构，而是总督的“咨询”机构，由殖民政府官僚和主导香港的大型企业任命成员。
英国统治者曾经审视政制改革方案：为了在战后推动重建香港，1946年5月复任港督的杨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曾提出给予香港华人更多政治代表权的政制改革计划。但是，接替杨慕琦担任港督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在其1947年至1957年任期间，并没有推行政制改革计划——
时值国共内战，中国政局混乱，数以十万计的中国难民涌入香港，民生问题比政治改革问题显得更为迫切；加上英国对于给予本地华人更多自治权的计划向来有一定保留，担心香港华人会被民族主义煽动3，因此政制改革计划最终被搁置。
不过，尽管殖民政府仍然拒绝以选举的方式来引入华人代表，但为了增加代表性，政府成立了各种咨询委员会，允许华人精英担任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通过与这些华人商家和社会精英合作，殖民政府将他们吸纳为香港殖民统治结构的一部份。
最终，一个早期的管治阶层形成了：他们由英国殖民者和殖民者挑选的商业精英共同组成，是少数人的执政团体；他们制定回应社会变化的政策，以管治这个以华人为主要人口的香港。
这个时期的管治，以确保阶层利益、维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殖民政府权威为目标。
注解
1、蒋介石曾经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要求收回香港。而英国官员对于应否交还香港亦有不同立场，最终1945年英国计划要重新掌握香港的治权。
2、 卢吉（Sir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曾任香港第十四任（1907-1912）的总督，他基于东非的殖民经验而提出“间接管治”（Indirect Rule）原则。
3、高马可：《香港简史─从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区》，香港：中华书局，2007 年，页168-169。
4、英国曾在二战后限制英镑的兑换率，与英镑区成员国（Steding Area）实行共同的外汇管制。Schenk, Catherine R. “Closing the Hong Kong Gap: The Hong Kong Free Dollar Market in the 1950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7, no. 2, 1994, pp. 335–53. JSTOR, https://doi.org/10.2307/2598085. Accessed 20 June 2025.
5、韩墨松：《香港制造：跨太平洋网络与全球化新史》，香港：季风带文化有限公司，2024年，页301-310。
6、同上注，页354-358。
7、参见张家伟：《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
8、Smart, Alan and Tai-lok Lui. “Learning from Civil Unrest: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Hong Kong before and after the 1967 Disturbances.” In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Ed. Bickers, Robert and Ray Yep.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9、金佩玮，〈空匙喂饲：英治时代社区建设之殖民性〉，《香港社会文化系列》，张少强、陈嘉铭、梁启智（主编），2016年，页17。
10、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根据1948 年订明的《防止贪污条例》，警务处反贪污部负责执行肃贪工作。而1971 年5 月制定的《防止贿赂条例》进一步扩大惩治范围、加重刑罚和赋予警方更大的权力侦查贪污案件。
11、参见叶健民，《静默革命：香港廉政百年共业》，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
12、自196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的青年人对战后世界秩序不满，而香港的年轻人虽然没有直接受到这股反抗潮流影响，但1960年代的香港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日增，引起青年对社会的反思。70年代被称为“火红年代”，香港土生土长一代积极投身于学生和青年运动，激发他们对社会的关心，并对不少激进思潮产生兴趣，思索推动社会改革的可能。参见罗永生，〈“火红年代”与香港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7年6月号。
13、FCO 40/440；引自金佩玮，〈空匙喂饲：英治时代社区建设之殖民性〉，页29。
14、金耀基1975年提出殖民地时代港英奉行“行政吸纳政治”。自地区选举出现后，社会运动出现建制化，社区运动人士通过参加区议会选举走入建制，成为民意代表。例如1970年代开始活跃于社会运动及居民运动的冯检基通过参加选举成为区议员，利用议员位置推动社区改革。
15、罗永生，〈公民社会与虚拟自由主义的解体：兼论公民共和的后殖民主体性〉，《思想香港》创刊号，2013年8月。
16、FCO 40/574；吕大乐：《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页154；引自金佩玮，〈空匙喂饲：英治时代社区建设之殖民性〉，页28-29。
17、1985年，立法局首次举行间接选举，其中12席交由全体市政局议员、区域市政局议员及全体区议员组成的“选举团”互选产生。当中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各占1席，区议会则占10席。另外，由1989年开始，每个区议会可以提名一名区议员出任市政局或区域市政局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