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哈佛大學政治學家詹美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無疑是當代政治經濟學領域中最具影響力與挑戰性的著作之一。它試圖回答一個困擾了人類數百年的根本問題：為何世界上有些國家富裕、健康、穩定，而另一些國家卻深陷貧窮、疾病與暴力的泥淖？兩位作者透過跨越數千年、遍及全球各洲的歷史證據，提出了一個簡潔而強大的核心論點：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最終取決於其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性質。
書中拋棄了長久以來流行的地理決定論、文化決定論以及領導者無知論。作者認為，將貧窮歸咎於炎熱的氣候、不利的地理位置，或是特定族群懶散的文化，都是站不住腳的藉口。他們用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例子——美墨邊境的城市諾加利斯（Nogales）——來破題。這座城市被一道圍牆一分為二，一邊在美國，一邊在墨西哥。兩邊的居民擁有相同的地理、氣候與文化背景，但生活水準卻有天壤之別。唯一的解釋，便是美方所依循的，與墨方截然不同的制度。
作者將制度劃分為兩大類：「廣納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與「榨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廣納性經濟制度保護私有財產、確保契約執行、鼓勵技術創新與公平競爭，讓人們有動機去投資和創造。而這種經濟制度，需要一個「廣納性政治制度」來支持與維繫，也就是權力分散、多元制衡、法治健全的政治體系。在這種體系下，政府為大眾服務，財富與機會得以廣泛分配，從而形成一個創新、成長與繁榮的「良性循環」。
與之相對的，則是「榨取性制度」。榨取性政治制度將權力集中於少數菁英之手，其建立的經濟制度，目的不是為了創造財富，而是為了從廣大社會中「榨取」資源與利益，以鞏固自身權力與地位。這種制度扼殺創新、阻礙競爭、漠視私產，使社會陷入停滯、腐敗與貧窮的「惡性循環」。書中認為，失敗國家的領導者並非不知道如何讓國家富裕，而是他們害怕真正的經濟改革會威脅到他們賴以維生的榨取體系，進而動搖其政治權力。因此，國家的失敗，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刻意的選擇。
全書透過豐富的歷史案例，從羅馬帝國的衰亡、黑死病後的歐洲、大航海時代的殖民經驗，到工業革命在英國的崛起、蘇聯的崩潰以及當代非洲與拉丁美洲的困境，反覆驗證這一核心理論。書中強調，歷史充滿了「關鍵時刻點」（critical junctures），在這些轉折點上，微小的制度差異會被放大，從而引導國家走上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形成難以逆轉的「路徑依賴」。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不僅僅是一本經濟學或歷史著作，它更像是一部以全球尺度上演的制度悲喜劇。艾塞默魯與羅賓森以驚人的學術野心和清晰的論證，為我們提供了一套理解世界不平等的強大分析框架，其見解深刻，足以撼動讀者既有的世界觀。
本書最大的優點在於其論述的清晰與力量。它將複雜的歷史與經濟現象，提煉為「廣納」與「榨取」的二元對立，這種看似簡化的分類，卻擁有極強的解釋力。它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劃開了那些圍繞國家發展的陳詞濫調，直指病灶核心——政治權力的分配與制衡。作者旁徵博引，從威尼斯的海上貿易到波札那的民主奇蹟，案例之豐富令人信服，讓宏大的理論始終與真實的歷史脈動緊密相連，讀來酣暢淋漓。
然而，也正因其論點的宏大與鮮明，本書也引發了一些值得深思的質疑。最常被提及的挑戰，莫過於當代的中國。在書中的框架下，中國無疑擁有一個高度「榨取性」的政治體制，但它卻在過去數十年間取得了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經濟成長。這一案例似乎與書中「榨取性政治必然導致經濟停滯」的論斷相悖。儘管作者在書中認為，這種由上而下的威權式成長缺乏創新動力，終將後繼無力，但中國模式的持續存在，確實對本書的理論提出了嚴峻的考驗，也暗示了現實世界的複雜性或許超出了二元框架所能完全涵蓋的範圍。
此外，本書在極力強調制度的決定性作用時，有時似乎淡化了文化、思想，以及國際地緣政治等其他因素的影響力。制度並非在真空中運行，它與一個社會的文化慣性、價值觀念以及外部強權的干預息息相關。例如，為何有些社會在「關鍵時刻點」能夠做出走向廣納性制度的選擇，而另一些則不能？這背後或許有著比制度本身更深層的文化與思想根源，而本書對此的探討相對較少。
儘管存在這些可商榷之處，但《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貢獻是巨大的。它成功地將學術界的焦點從地理和文化等宿命論，轉移到了人類自身可以選擇和改變的「制度」之上。它傳達的最終訊息並非悲觀的，而是充滿了謹慎的希望：國家的命運並非注定，繁榮是可能被創造的，但這需要艱苦的政治鬥爭，以建立一個能讓多數人而非少數菁英受益的社會規則。這不僅是對歷史的精闢洞察，更是對當下每一個社會公民的深刻提醒。它是一部值得所有關心社會發展與人類未來的讀者反覆品讀的醒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