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第28年，政府经历了从港督到特首的过渡，管治模式也经历大幅改变。回归初期，香港在殖民政府架构的基础上，设立以行政长官为主的行政主导制度，并享有独立于中央政府的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但是随著政治格局的大幅改变，回归初期的自由开放，如今变成以国家安全为首要原则的管治权威。
本专题希望探讨“香港管治模式”如何由殖民时期得以确立、形成一个独立运作的政府架构，并在香港主权移交后成为管治的基础；又如何在经历28年管治后，日渐偏离最初的想像。
当“国安法五周年”成为新的纪年，我们需回顾，五位行政长官的管治方针如何影响了香港的社会发展过程、香港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的变化、社会大众在管治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又怎样应对？
董建华（1997-2005），商人治港，第一次融合
他指管治团队“缺乏危机意识和政治意识，缺乏应付政经转变所需的经验和才能，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时显得进退失据。”他和问责团队一直不能做到“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
董建华在1996年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中获得8成选票，当选为首任特首，自此，特区政府的权力由英国统治者转移至香港亲中商人手上。他确立了回归初期“商人治港”路线，通过制定长期发展计划，开启特区政府的工作，确保主权移交社会平稳过渡。
为了平稳过渡，行政、立法和司法层面大致上保留了与殖民时代相同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