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下定决心，让责任感和道德感都去见鬼吧，从此以后，他只做一个无情的PPT阅读机器。
“你为什么要举报老师？”
“看他不顺眼，加上他不支持祖国统一”。
这是举报者小A通过同学转述的回答。此外，他坚决拒绝就这个话题进行更多输出。
在大学青年教师徐静看来，小A的回答概括了当下中国大学生举报老师的两个主要动机——个人情绪的宣泄和对自己意识形态的捍卫。
“学生和老师之间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对学生来说，举报绝大多数是为了发泄，还有一部分是为了谋取诸如保研之类的私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举报已成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而非目的。”徐静说。
过去两年，徐静因被学生举报，数次被系主任找去谈话。谈话内容不外乎她应端正思想、积极拥抱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能一味吹捧国外、要多说国家和政府的好。
徐静根据谈话内容反推自己被举报的原因：“可能是我在提到台湾时，没强调这是‘中国台湾’；讲中苏关系时，提到珍宝岛战役，并借此抨击了苏联的邪恶；对于日本的现代化转型，强调了麦克阿瑟和美国发挥的积极作用；对大国之间的关系构建，提到了遵守国际规则的重要性。我能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些，但肯定不止这些。”
这也是让当下很多中国大学教师感到有心无力的地方：很多时候，他们根本不知自己哪里出了差错。被举报后，迎接他们的往往是无休止的被谈话、写检查，不但错失评优机会及奖金，甚至主持的学术项目也有可能被迫中断或转手他人。
祝你平安——平安上课、平安到家，也因此成为很多教师之间最诚挚的祝福。
“发动人斗人，一直是党的‘优良’传统，省钱省力还能做到事无巨细。”一位因“政见不合”而被某知名大学边缘化的大学教授指出，“这也充分说明党对现在大学施行的大思政教育还是不放心，换言之，对大学老师和学生的思想动态不放心。举报就是揪出那些拥有不合时宜的思想的人，然后将其‘绞杀’，以达到人人忠君爱国的最终目的。”
这名教授提到的“大思政课”，于2022年进入中国每所大学的必修课系统。和过往思政教育不同，“大思政课”强调将思政课堂延伸到社会各领域，让学生在真实社会情境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学生信息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批量出现在大学校园。学生信息员制度始于1989年，2000年后逐步普及至中国所有大专院校。信息员均是从学生中选聘，名义上从事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服务调查等工作。实际上，信息员是学校党政部门的耳目，用于监视教师和其他学生，也是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一部分。
近年，随着信息员数量成规模扩大，针对其工作的奖励也更加多元，除劳务报酬外，他们还能得到加分、论文发表、保研等额外奖励，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信息员们对举报的积极态度。举报行为也被不断美化，甚至有官方媒体将举报者称为“吹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