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农历大年初八，爷爷跟我在院子里算完一年的养老金收支后，又要骑三轮车到镇上的化肥厂上班，他的工作是厂区门口的保安。保安室里有床，一台老电视，一套桌子和椅子。他日常的工作，是操作工厂大门口的升降杆，确保没有可疑的车和人进出。
“今年的养老金是1800块一年，明年就八十岁了，就会变成2800块。现在这1800块里，要交400块的新农合医保，水费一年是150块，燃气是330块。胡锦涛的时候开始有粮补，最开始是50块，现在涨了点。剪头发一个月是10块钱，一年要120块钱。”
这个位于湖北江汉平原的小镇，支柱产业是农业和化工，人口老龄化严重。除了春节以外，大部分常住人口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镇所在的县级市60岁以上人口占比接近四分之一，显著高于2021年《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公布的全国比例18.9%。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人口结构，小镇算得上平静，79岁的爷爷承担这一工作并没有太吃力，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是看电视，以及在保安室里和其他老头打牌，一天下来的输赢也不过在十块钱以内。
这样算下来，爷爷一年保安工作的工资是18000，吃住都在厂里，相当于一天工作24个小时，全年除了春节几乎没有休息。他在同我算账的时候，另一个邻居大爷走过来，用略带揶揄的语气讲：“说不定人家明年就不要你了！”爷爷摆摆手，将大爷推走，表示他在同我说话，不要插嘴。爷爷很感激这份工作，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即使工价低，也越来越少有单位愿意冒风险聘一位高龄老人，因此他讲起老板和厂里的工人们像讲起亲人一样，带着心疼，有时候也带着欣赏。
他所在的上一个化工厂因为疫情停工，资金链断裂，五十多岁的老板于某个无人知晓的夜晚在厂里自杀了。这个化工厂离村子很近，曾经为村子里因文化水平和年龄等种种因素难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的中老年人提供了一系列就业岗位，包括保洁员、保安、食堂工作人员等，资产变卖后，化工厂关闭，随之而来的是一整个厂的劳动力无处可去。尽管在那个化工厂的十年，爷爷的收入远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也没有任何的福利保障，他依然对老板很有感情，也对工作岗位充满了感激，这种心态在工厂里务工的中老年中极其普遍。封控放开之后，爷爷很快又在镇上找到了新的保安工作，这时他已经年近80岁了。
城乡养老金的巨大差距超龄工作，或者说高龄工作，在我爷爷所在的村子乃至镇上都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对于乡村老人来说，养老金及医保等福利在收入结构中的占比为42.7%，经营性收入 （即广义的劳动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和自雇收入）占据了收入的36.9%。
相比之下，城镇老人之中有68%左右的收入是养老金，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人均养老金达到6278元/月，企业职工的人均养老金也有3162元/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金额仅为222.5元/月。
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中，城市和乡村在产业结构上呈现出巨大差异，农村的生产单位从文化大革命的集体经济模式，转变为新自由主义的家庭承包所有制，这种农民以个体户、无责任单位为主要的经营模式，使得福利制度明显缺位，领取最低标准养老金的人群里，农民占大多数。
月均不足250元的基础养老金显然很难为农村老人的生活提供可靠保障，因此他们往往在还具备劳动能力的时候赚钱和攒钱，用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去忍耐当下的辛苦劳动，为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将来未雨绸缪。
尽管扫盲运动让许多农村男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但大部分65岁以上人口的文化水平也仅限小学，女性的文盲率依然很高。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因此一辈子生活于农村，进城务工也多从事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