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二字，最早出自周厉王出奔，《史记》认为所谓“共和”，乃二相辅政之谓。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否认了司马迁的说法，而是认为所谓共和，乃是共伯和，是一个人。
《日知录》卷二五“共和”条：
《史记·周本纪》：「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静为王。」以二相为共和，非也，《汲冢纪年》：「厉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此即左氏王于朝所
“共和”二字，最早出自周厉王出奔，《史记》认为所谓“共和”，乃二相辅政之谓。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否认了司马迁的说法，而是认为所谓共和，乃是共伯和，是一个人。
《日知录》卷二五“共和”条：
《史记·周本纪》：「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静为王。」以二相为共和，非也，《汲冢纪年》：「厉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此即左氏王于朝所
《日知录》卷二八：
古之名士犹不肯与戚畹同列。魏夏侯玄爲散骑黄门侍郎，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宋路太后颇豫政事，弟子琼之宅与大常王僧达并门。尝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爲之禮。琼之以诉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达，上曰：「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诸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
戚畹，犹戚里，借指外戚、亲戚邻里。
王僧达， 南朝宋官员，官至中书令。是东晋王导玄孙，宋太保幼子，属于豪门。
古时候的名士都不愿意和皇亲国戚同坐
古人记牛鼻子者甚多，多穿凿附会，故事往往大同小异，但也有小意思者。特录入几个。
《池北偶谈》卷二十二记载了一个崂山道士：
崂山又名劳山，在即墨界，山中多一二百岁人。有高密张生者，读书道观。观有老道士，形貌怪丑，执樵苏之役，张意忽之。一日买二牛，其家去山百里余，若无人遣送，方踌躇顷，道士忽谓张曰：“君似有所思，得勿以牛故耶？吾为君送之。”张异其言，逡巡已失牛。比归，问家人，曰：“某日某时，有道人送二牛至。”忆其时正立谈顷也。自是知非常人，颇礼之。又一日，张为其徒说《周易》，道人从窗外听之，
《清代野记》记载亲王干政由来：
清祖制，亲王皇子等毋得干预政事；与大学士相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兼师傅者，或称老师，自称或门生或晚生，从未有称大学士之别号，如嗣醇王载沣呼李文忠曰少荃者。
当文宗崩，穆宗孩提，天下又不靖，慈安柔顺不敢负重任，慈禧位卑又恐不孚人望，思得一重望之亲贵佐理之，于是廷议推奕欣为议政王，总理军机大臣。此本为权宜之计，非永远定制也。
奕欣既议政，本有百官总己之权，于是向之以老先生、老师称大学士者，遂一变而为官称，如称李文忠为李中堂，左文襄为左中堂，犹不敢庞
肃顺，咸丰皇帝死前的顾命八大臣之首。因慈禧和老八恭亲王发动政变，被捕，砍头于菜市口。按，满清宗室的死刑，本来只赐自尽，没有公开砍头的先例。可见慈禧对肃顺恨之入骨。
世人皆知肃顺之狂逆，不知他实在是满清中兴的大功臣，左宗棠、曾国藩之辈，当年皆是肃顺一手呵护起来的。肃顺有识才爱才之名，特别是汉人，对满人却不感冒，也因此，招来满人的愤恨，砍头之日，满人拍手称快。
《清代野记》载肃顺爱护人才故事：
肃极喜延揽人才，邸中客常满，皆汉人也。湖口高碧湄大令，会试在京，肃聘为记室，欲以状头畀之。庚申高
满清以八旗兵起事，八旗制度被视为国家根本。旗者，特有的奴隶制也。旗主为主，旗民为奴。虽世事更替，主奴的关系礼节却很严格。
据《清代野记》记载：
道光朝大学士松筠秉政，上什倚重之，忽请假数日，上不之异也。
次日，军机召见奏对毕，上忽问曰：「松筠何事请假？」一满军机对曰：「因该旗主家有白事，松筠照例前往当差。」上曰：「汝往视之，如无甚要事，可命其早日销假。」。
早年以「少帥」名聞中外的張學良將軍逝世了。這一個月來，也許因為注意力全部為恐怖主義占去了，我竟未在美國新聞媒體中看到任何報導。承《聯合報》下問，要我對這位在中國現代史上發生過關鍵作用的人物發表一點感想，所以匆匆寫下這篇文字，聊為知人論世之一助。首先必須聲明：我對於張學良和他所經歷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都沒有特別的研究，我所憑藉祇是一個同時代的人就見聞所及對他的一些認識而已。我也不願意輕易對他下道德判斷，衡量他一生的功過，因為這是後世史家的事。同時代的人總免不了情感的偏向，兼以原始史料尚未齊備，下筆決
阮大铖（1597年－1663年），字安仁，号玉堂，晚号耐辱生，江苏无锡人，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曲家、政治人物。其政治上与魏忠贤同流合污，打击异己，南明时被起用，旋遭反对去官，后投降满清。
他的死，有多种说法。其中《爝火錄/卷十六》载：
阮大铖随诸内院驻衢，面忽肿；诸内院语耿献忠曰：『阮公面肿，恐有病，不胜鞍马之劳；可蹔驻衢，俟我辈入闽取建宁后相迓耳』。献忠以语大铖；大铖惊曰：『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我仇人多，此必有东林、复社诸奸徒潜在此间；我愿诸公勿听』！已
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在我国谈“启蒙”，几乎就是谈“福泽”，这样说并不过分。维新前后，福泽接连不断地写出《西洋事情》《世界国尽》《西洋案内旅》《劝学篇》等著作，以此在急速发展的新时代占据精神指导者的地位，至今已有80年了。一直以来，人们回顾福泽的精神时，总是将之与启蒙要求联系在一起考虑。大西祝曾在《国民之友》第362号里大声疾呼道：“—时勃然兴起的启蒙思潮，其使命还未达成一半，便转为回顾历史，以破坏历史的连续性为最恐怖之事，把拘泥于历史误认为是对国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日本明治维新，大概与清朝的洋务运动同时进行，但结果大大不同。终于在甲午一战中，效果泾渭分明。后清朝又发起维新运动，终至于失败。可惜可叹可恨。今附福泽氏《脱亚论》一篇，供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