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禽兽之欲而刻薄荼毒百姓者，古已有之。顾炎武《日知录》记载：
明永乐、宣德间，鞑靼来降，多乞留居京师，授以指挥、千百户之职，赐之俸禄及银钞、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统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贤言：“臣闻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兽蛮貊。待黎民如赤子，亲之也；待蛮貊如禽兽，疏之也。虽圣人一视同仁，其施也必自亲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于禽兽，况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圣人忍为之哉？窃见京师降人不下万餘，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
满足禽兽之欲而刻薄荼毒百姓者，古已有之。顾炎武《日知录》记载：
明永乐、宣德间，鞑靼来降，多乞留居京师，授以指挥、千百户之职，赐之俸禄及银钞、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统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贤言：“臣闻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兽蛮貊。待黎民如赤子，亲之也；待蛮貊如禽兽，疏之也。虽圣人一视同仁，其施也必自亲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于禽兽，况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圣人忍为之哉？窃见京师降人不下万餘，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
顾炎武《日知录》论礼制卷，载有“后魏田制”一条，称其足可为后世法。
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為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供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畆，而芸七畆，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游戱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
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论世风”“”知州“条曰：
宋叶适言，五代之患，专在于藩镇。艺祖思靖天下，以为不削节度，则其祸不息。于是姑置通判，以监统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权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轻其权。监当知榷税，都监总兵戎，而太守者块然徒管空城，受词诉而已。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方万里之远，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会夕报，伸缩缓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别设知州，以代其权。后则罢刺史而专用知州，以权设之名，为经常之任矣。
新唐书，元和初，李吉
李贽《续焚书》：东土初祖，即西天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尊者。自西天来东，单传直指明心见性直了成佛之旨，以授慧可，遂为东土初祖。盖在西天则为二十八代尊者相传衣钵之祖，所谓继往圣之圣人也，犹未为难也；在此方则为东土第一代祖师之祖，所谓开来学之圣人也，难之尤难焉者也。
呜呼！绝言忘句，玄酒太羹，子孙千亿，沿流不绝，为法忘躯，可谓知所重矣。
中国佛教的初祖，就是西方佛教的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尊者。他从西方来到中国，直接传授了明心见性、直了成佛的真谛，传授给了慧可，于是成为中国佛教的初祖。
《续焚书·与周友山》: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但等死之人身心俱灭，筋骨已冷，虽未死，即同死人矣。若等祸者，志虑益精，德行益峻，磨之愈加而愈不可磷，涅之愈甚而愈不可淄也，是吾福也。
夫福来何以受之乎？唯有礼三宝佛教中的佛、法、僧，塑佛诵经，以祈国泰民安，主寿臣贤而已。又何以销之乎？唯有撙节刻厉，昼夜读书，期与古先圣哲合德而已。
《续焚书》，明末李贽著，是李贽对传统思想的反动的证明，故曰“焚书”，谓只得焚烧去也。录几篇，同时以白话译出，先贤的风采，叫人仰止。
凡为学皆为穷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是故有弃官不顾者，有弃家不顾者，又有视其身若无有，至一麻一麦，鹊巢其顶而不知者。无他故焉，爱性命之极也。孰不爱性命，而卒弃置不爱者，所爱只于七尺之躯，所知只于百年之内而已，而不知自己性命悠久，实与天地作配于无疆。是以谓之凡民，谓之愚夫焉者也。
唯三教大圣人知之，故竭平生之力以穷之，虽得手应心之后，作用各各不同，然其不
“共和”二字，最早出自周厉王出奔，《史记》认为所谓“共和”，乃二相辅政之谓。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否认了司马迁的说法，而是认为所谓共和，乃是共伯和，是一个人。
《日知录》卷二五“共和”条：
《史记·周本纪》：「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静为王。」以二相为共和，非也，《汲冢纪年》：「厉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此即左氏王于朝所
《日知录》卷二八：
古之名士犹不肯与戚畹同列。魏夏侯玄爲散骑黄门侍郎，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宋路太后颇豫政事，弟子琼之宅与大常王僧达并门。尝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爲之禮。琼之以诉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达，上曰：「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诸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
戚畹，犹戚里，借指外戚、亲戚邻里。
王僧达， 南朝宋官员，官至中书令。是东晋王导玄孙，宋太保幼子，属于豪门。
古时候的名士都不愿意和皇亲国戚同坐
古人记牛鼻子者甚多，多穿凿附会，故事往往大同小异，但也有小意思者。特录入几个。
《池北偶谈》卷二十二记载了一个崂山道士：
崂山又名劳山，在即墨界，山中多一二百岁人。有高密张生者，读书道观。观有老道士，形貌怪丑，执樵苏之役，张意忽之。一日买二牛，其家去山百里余，若无人遣送，方踌躇顷，道士忽谓张曰：“君似有所思，得勿以牛故耶？吾为君送之。”张异其言，逡巡已失牛。比归，问家人，曰：“某日某时，有道人送二牛至。”忆其时正立谈顷也。自是知非常人，颇礼之。又一日，张为其徒说《周易》，道人从窗外听之，
《日知录》卷一论经义：
爱恶相攻，远近相取，情伪相感，人心之至变也。于何知之？以其辞知之。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是以圣人设卦以尽情伪。夫诚于中必形于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先王之所以铸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身之防，御物之智，其全于是矣。
这段文字大概说明的《易》的目的和作用，就是“尽情伪”，所谓情伪，就是真假，所以《易》就是用来明辨是非的。具体怎样辨呢？通过辞，言